《五區公投 爭取普選》

–    零九年十月三十日立法會大會,特首施政報告致謝辯論

 

主席,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年雙普選」,是希望讓香港市民得到一次參與直接民主的經驗。公民黨也提出「先談判,後補選,再總辭」的策略,先不論其方案與社民連的分歧,它最少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便是重新界定甚麼是激進。不止是親建制政團,連政壇裏的泛民中人也說「辭職補選」是激進的行為,大家視為是理所當然似的。但是,到了強調「理性思考」的一羣以專業人士為主的民主派人士都支持辭職補選和爭取民主時,大家才驚覺,由辭職到市民為補選而投票的一天,中間沒有牽涉到任何「掃場」、「掟蕉」和「講粗口」。「五區總辭」原來是和平得不得了,可以好像是七一大遊行般,展現香港人極高素質的另一次和平抗爭的手段。

 

眾所周知,北京權者欽點、小圈子推選的特首,曾蔭權先生在位五年,剛愎自用,朝令夕改,政治誠信早已蕩然無存。另一方面,對「北大人」又卑躬屈膝,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民面對一位如此的特區首長,竟然慢慢對這個特區政府的惡行變得麻木,而且開始習非成是,這是曾蔭權成功地令香港市民視政治綱紀敗壞為常態,亦可以說是民眾厭惡政府,但卻充滿無力感的表現。這樣下去,對我們下一代的遺禍是非常嚴重的。

 

捷克第一任總統哈維爾,本身既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劇作家。他認為政治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之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在東歐鐵幕剛倒下之際當選總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發表了一篇很出名的文告,題為「當前最大的道德危機」,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說話:「讓我們努力在一個嶄新的時代,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重新恢復這個政治信念。讓我們教育自己也教育別人,政治應以追求人民幸福為依歸,而不是欺騙或掠奪人民。讓我們教育自己也教育別人,政治不止是可能的藝術,它更是一門堅持原則的藝術,一門改善世界和我們自己的藝術。」

 

哈維爾又說:「大家都已經變得習慣極權主義制度,並接受它,將它視為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結果反而助長了極權制度的持續存在。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人 – 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 – 得為這個集權主義機器的運行負責;我們當中沒有人只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歸咎於之前的統治者,不止是因為這樣做不合乎事實,而且也會削弱今天我們每個人所要面對的責任,亦即獨立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採取行動。讓我們不要受此矇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國會和總統,都不可能單靠他們的力量獲得成功。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僅指望這些人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要求必須的參與,因此所有人都有參與的責任。」我們社民連的政綱開宗明義,便是說民主參與。

 

北京中央政府在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對民主發展重重設障。中央政府公然違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出其不意地以釋法的名義改動《基本法》。人大釋法將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完全收歸小數的統治集團,並於四月廿六日通過決議,剝奪《基本法》所訂明、港人在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應該得到的民主普選權利,而且還讓特區政府其後推出一個既無時間表復缺路線圖的二零零五年政制發展方案,以各種公開的壓力及暗中的利誘,企圖令民主派接受,造成港人甘願屈服的既成事實。如果不是港人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令民主派歸隊,這個如「雞肋」般的二零零五年政制方案,早已如填鴨般填進港人的喉頭裏。

 

但是,二零零五年的政改方案遭否決,特區、中央,以及一眾親共輿論,一直將政制發展原地踏步的責任推給民主派,但後者卻苦無良策,來作有力的駁斥。面對沒有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雙普選的既成事實,民主派只好祭出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的旗號,以向市民交代。但是,旗幟猶在,爭取的策略和勢頭卻付之闕如。中央政府當然食髓知味,眼見民主派對扭曲式釋法沒有作出有力的反抗,於是又再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人大常委再次作出決定,否決二零一二年雙普選,但為了緩和港人一而再被侮辱與愚弄所產生的可能反彈,於是便虛與委蛇,抛出了所謂「可以在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在二零二零年普選立法機關。」但是,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二零年的時間表與二零一二年的政制發展方案,能否被民主派接受掛鈎?

 

面對這樣一個困局,民主派只有一個行動,便是將議會內的民主派及全港市民和民間社會聯繫起來,讓人民可以清楚表達對普選的意願,同時也令議會內的民主派獲得人民意願的授權,繼續向當權者爭取普選的落實,這就是「五區總辭,全民公決,2012年雙普選」。藉着辭職觸發補選,並在補選中以「2012年雙普選」作為單一議題,讓全體選民在補選投票中表態,達到全民公決的目的。這不單足以打破困局,也凸顯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所能發揮的帶頭作用,為整個本土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如果能實施,將重挫特區政府的合法性。五名立法會議員代表全體民主派辭職,是在體制內的不合作運動,對特區政府拒絕落實雙普選的嚴重控訴,其目標的正當性毋庸質疑。特區政府將政改原地踏步的責任歸咎民主派否決二零零五年的政改方案,即將進行的政改諮詢,特區政府林先生必然故技重施,聲稱民意支持二零一七年才落實沒有路線圖的虛幻「普選」承諾。全民公決的結果,是全民意志的體現,具有凌駕所有民調的事實及道德約束力,特區政府不能再以似是而非的民調作狡辯。如果全民公決的結果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特區政府仍拒絕雙普選,即與全港市民的意志為敵,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再無合法性和權威可言。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連任五屆立法委員的林濁水,在他的一本著作《歷史劇場 – 痛苦執政八年》中有這麼一段:

 

「二零零八年選後的一次的討論會,我告訴香港朋友:『儘管你們仍在這次大選中看到許多令人興奮的群眾場合,但相信你們一定發現熱鬧大不如以往,但我還要說幾句洩氣說話,那就是這次大選恐怕是最後一次熱鬧,下次選舉還會更平淡。政治大學家韓丁頓說的,任何第三波民主如果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後,再經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我們才可以放心地說,民主已經真正地成功了。如果台灣民主真的已因政權二次和平輪替而確立,民主已是台灣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追求的目標。那麼,追求民主的神聖性旅程也告一段落,政治將歸於平淡,但香港的朋友卻不必擔心以後再看不到令人興奮的選舉熱鬧,因為香港社會仍處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所以在台灣失落的神聖性注定會在香港重生,你們注定會是個神聖過程的參與者或領導者。』」

 

林濁水真的高估了香港的民主派。

 

《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作者鍾祖康,在他的新著《中國,你憑甚麼?》序言中說:「在文明國家,政壇上,政黨之間,甚至是黎民之間的爭議,只在於社會經濟政策左一點好呢,還是右一點好呢?又或對於環保問題是進取一點好呢,還是漸進一點好呢?甚或對於中國有毒劣貨是容忍一點好呢,還是強硬一點好呢?但在中國甚至香港,政壇上,政黨之間,甚至是黎民之間的爭議,卻是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好呢?要普選還是不要普選好呢?要人權保障還是不要人權保障好呢?……所以說,在文明國家,人們只會討論吃馬鈴薯好呢,還是吃麵包好呢?但在中國甚至香港,人們則依然停留在討論到底是吃飯好呢,還是吃糞好呢?」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只有當我們敢於作出有創意的大膽行動,敢於得罪權勢,為了真理甚至敢於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得以發出先知般有力的聲音,打破歷史的規律、破除歷史的宿命,在中華民族全體邁向真正民主政治上走前一步,向歷史及人民作出應有的交代。

 

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當年冒生命危險回到德國抵抗納粹政權時說:「若我今天不回去與人民一起同受苦難,我將來便沒有資格參與德國的重建!」如果我們今天在二零一二年雙普選問題上沒有盡力爭取,我們便沒資格參與將來的民主選舉。我們繼續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合法性,要視乎我們有否打好這場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神聖之戰。

 

本席謹此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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