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香港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    零九年十二月九日立法會大會,黃毓民動議「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主席,我動議通過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今年九月中旬,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發表「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的政治說帖,兩個月來,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今天,本人在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議案,期待民主派的盟友能夠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對相關議題條分理析,雄辯滔滔,讓真理越辯越明。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雙普選的競選承諾,而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出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香港人爭取民主已走過二十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的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為了爭取八八直選,民間在一九八六年十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發表一九零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以及一九九七年最少有半數立法會議員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布政制檢討綠皮書的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特區的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說這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撫今追昔,足證要求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然後賜予港人民主,無疑是與虎謀皮。

 

八九的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議會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 – 香港民主同盟,在各級選舉節節勝利。一九九四年立法局進行一九九五年政制大辯論,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得通過,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的私人法案,因為匯點的三位直選議員 – 李華明、黃偉賢和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結果是廿一票反對,二十票贊成而被否決。今天,劉慧卿和李華明已分屬黨友,話說至此,真的不無感慨。

 

自此之後,中方另起爐灶拆毀直通車,迫使民主派在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一九九八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雙普選。但是,有功能界別及分組投票此緊箍咒,根本無法阻止特區專權政府繼續倒行逆施。直至二零零三年,特區政府為了就二十三條立法,蠻幹到底,香港人在七一遊行,顯示人民的力量,才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且成功捍衞人權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

 

民主派一直鍥而不捨爭取民主,盡力捍衞自由與公義,其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及經濟利益,使特區政府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長此下去,香港若要以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這樣才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但若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便必須沖擊不義的政治建制,是以,如果民主派仍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方式,實在無助打破困局,這便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衝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社民連不但進行議會抗爭,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並且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的權威,雖然疊遭打擊,但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兩面三刀,意圖以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二零年的雙普選空頭支票瞞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如果此計得逞,又將此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形格勢禁,我們必須推動香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才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迎難而上。

 

公民黨和社民連揭櫫新民主運動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施本地有史以來首次可讓市民體現直接民主的創舉。簡單來說,民主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追求的所謂間接民主,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是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主,盧梭反對一切形成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他認為主權不可出讓,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該緊緊掌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屬於全體人民,要使法律體現公義,當然,在現實中,他的主張充其量只可能局部實現。若干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容許人民就重大事件全民公決。在香港的周邊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但是,以最近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它的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也有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爭議亦因為有公認的標準可以定案,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擁有政權,政府擁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上有選舉及罷免之權,對法律有創制及覆決之權。這些便是直接人權。諷刺的是,孫中山先生稱為法治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以來,連間接民權亦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從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限制,在此之上更有分組投票,環顧全世界間接民主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到類似香港的立法機關。它的成員無法直接立法,更遑論大多數人的福祉要由人民自行決定,而非由統治者決定的所謂普及而平等的標準。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時,如果改革的力量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通常它會經過一個左傾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權前的中國社會,便是一個頑固保守的勢力抗拒變革,封殺變革,令變革的力量激化,最後取而代之。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止至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猶如列寧所說,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意志行動的革命行動。

 

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香港要求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令香港帶來動盪。殊不知「一國兩制」觀念的發明便是承認香港具備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香港一人一票選出立法會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不會使社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以上一段說話是引述本人在十四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部分論述,仍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人沒有因為先知先覺而喜,反而為香港民主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十一月廿二日的《明報》撰寫長文-困局之內爭民主。其中一段說話,真的「於我心有戚戚然」,他說:「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的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羣一樣要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靭的,有時要犧牲或者支持人家犧牲抗爭。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於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香港的家已被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的統治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便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情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靭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的成功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力量。」

 

社民連正是希望以犧牲來博取成功,雖知道按照現時事態發展,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必須總辭才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對一個初生的政治組織,如果完全失去立法會這個平台,大有亡黨之虞,但為了達到「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我們的議題一樣兼容並包,一方面堅持爭取二零一二年雙普選,另一方面亦不排拒要求路線圖,這是求同存異,真誠地與我們的盟友並肩作戰。

 

若論「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倡議是分化民主派,這看法確實「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們今天要為相同而團結,不是為團結而相同。一些人甚至說全民公決會觸怒北京「阿爺」,民主派為了得到中央政府和港人的信任,難道便可以犧牲對民主自由這價值的堅持嗎?若然如此,它還算是民主派嗎?美國獨立宣言的草擬人⎯⎯美國第三位總統傑佛遜⎯⎯說過一句說話,十分精采,他說如果國民不經常提醒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精神,這個國家又怎能保持其自由於不墮呢?

 

今年二月初,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獲得以色列政府頒贈耶路撒冷文學獎,他的演說中有一句十分精采,他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者一邊,誰是誰非,自有他日時間及歷史來定論。」如果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者這一方的作品,這作品還有何價值可言。

 

我在此懇切呼籲對「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成效仍然存在疑慮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知識的學者,即使始終認為我們有多少困難,在共產政權的專制高牆前,永遠站在雞蛋一方。眼看祖國的維權人士、異見分子因為言論或行動捍衞良知及爭取公義,一一受到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身在香港的中國人,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下,仍然固步自封,實在愧對內地這群仁人志士。歐盟之父庫登霍夫說:「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作為烏托邦開始,以現實告終。」,今天,我們這個不是烏托邦,是可以實現的理想。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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