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

普羅政治 全民制憲

— 毓民

普羅政治學苑啟動宣言

反對黨國極權,實現普羅民主

普羅政治學苑啟動宣言

 

一.

普羅政治學苑的英語名稱為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Proletariat出自拉丁語Proletarius,意指古羅馬社會最低層的人民,其字源是Proles(子嗣),意味他們的唯一貢獻是添丁,增加奴隸人口,語帶輕蔑,後來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以Proletariat(無產階級)一字形容沒有資本及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Proletarius套用於中文的語境,就可譯作普羅大眾或平民百姓。

 

在二十世紀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一九八四》[註一]裡大洋國的人民分作三等:核心黨(Inner Party)、外圍黨(Outer Party)及無產者/普羅大眾(Proles),但這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上中下階級結構:無產者/普羅大眾的物質生活條件,反比外圍黨員略佳,所受的國家機器監控,和行為規範,亦不如外圍黨員所受的嚴密。今天華文世界常把《一九八四》中的Proles譯作「無產者」;台灣解嚴前的媒體恐被投進國民黨的「文字獄」,就將之譯作「普羅大眾」,錯有錯着,確切地反映了大洋國的狀況。

 

今時今日,大家都說《一九八四》是一本反對極權主義的小說,不過大洋國的階級結構,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所形容的「後極權主義」社會相似,故事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夫說道:

……照顧家庭子女、跟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總是有幾個思想警察的特務在他們中間活動,散佈謠言,挑出可能有危險的少數人消滅掉。但是沒有作任何嘗試要向他們灌輸黨的思想。普羅大眾不宜有強烈的政治見解。對他們的全部要求是最單純的愛國心……即使他們有時候也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不滿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他們沒有一般抽象思想,他們只能小處著眼,對具體的事情感到不滿。大處的弊端,他們往往放過去而沒有注意到。大多數普羅大眾家中甚至沒有螢光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們……

 

中國大陸的基層及中層的共產黨員,現在也許不會像大洋國的外圍黨員般受到嚴密監控,受極權手腕壓制的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上訪普羅大眾。其餘的老百姓,就以物質生活的改善,及廉價的國族仇外思想麻痺之。香港當下的政治形勢日益凶險,港共步步進迫,我們自由民主的社會正慢慢倒退至大陸般的後極權社會,少數勇敢的抗爭者官司纏身,更被主流傳媒誣蔑抹黑。未來香港或會淪為一個普通大陸城市,參與政治的人要在絕境中繼續負隅抵抗,爭取應有的自治權,在香港實現民主,不能只靠匹夫之勇,自當豐富學養,加強捍衛公義的論述能力,自強不息。

 

毓民往後日子將會專注普羅政治學苑的發展,自覺覺他,為民主運動及公民社會培育政治人才,正如溫斯頓‧史密夫所言:

只要能夠有辦法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願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黨打得粉碎……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永遠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一九八四》的結局叫人絕望。香港會否步大洋國後塵,端看港人的抉擇。在○三○四年的七一大遊行,以至去年(二○一二)的反國民教育洗腦運動,都彰顯了普羅大眾的力量,只要將民主民生議題回歸到本土政治,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則本土民權運動必然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二.

香港三十多年來民主及社會運動之弊病,不單是香港社會之歷史共業,亦涉及香港人的知識論缺失。

 

據《孟子‧滕文公下》的記載,孟子的門生陳代勸其師:「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意思是:「手段上稍為打點折扣(枉尺),而能達到正確而遠大的目的(直尋),應當是可以做的。」孟子不以為然,反駁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堅決手段與目的不可分,壞的手段是不能達到好的目的。在《孟子.公孫丑上》裡他亦有告誡道:「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台灣評論家南方朔批註曰:「像孟子這麼講究手段正當性的思想家,他乃是古代的第一人。只是這種思想也未發揚光大,因此近代中國的政治遂道德敗壞,充滿了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惡劣例證。」[註二]

 

香港人素來現實功利,對香港社會繼承下來的西式制度、文化及價值觀,以拿來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運用,省卻了文化本體論、全盤西化論或「中體西用」論爭議的時間。壞處是沒有原則及堅持「手段正當性」的理念。例如近年西方經濟不景,同時大陸表面風光,便有部份香港人便視為新崛起之「強勢文化」,以為可以「東風壓倒西風」,於是勢利地迎合之;甚至主流「泛民主派」的已故大老,面對民主運動苦無寸進的困局,竟也打倒昨日之我,枉尺直尋而妥協去也。[註三]

 

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語出《論語‧為政》)。近代學人楊樹達批註(《論語疏證》)曰:「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

 

香港某些曲學阿世的社會科學「泰斗」、主流「泛民主派」的學人們及政客,把自己深信的「結構功能主義」(從而衍生出「功利家庭主義」,合理化香港人的保守及政治冷感,並以此為參與創立功能組別,和建議成立臨時立法會之依據)、「路徑依賴」理論(結果引申出,長期失敗的「寸土必爭」戰略,最終以私自乞和,通過偽政改方案,撕裂民主運動收場)與「民主回歸」論(因此年年復年年,寄望於中共內部的「進步力量」,又年年復年年的一再落空),當作是金科玉律,對時代潮流及大勢之巨變,視而不見。霸着茅坑不拉矢,終於浪費了公民社會,三十多年的光陰,誤盡蒼生。這正是「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

 

近代至今西學東漸,自甲午戰爭後,年輕學子莫不對西學趨之若騖,越前衛激越的思想,越受歡迎。胡適曾如此回應這現象:「成見不能束縛,時髦不能引誘」。在他的時代,共產主義就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望風而附者,不計其數。胡適的這番說話,當時的年青人當然聽不入耳。他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反動派」,當中共席捲全國,他乘桴而去,離居美國。四九年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驗,為中國帶來無窮的劫難,引證了胡適當初的判斷。

馬克思當年撰寫《資本論》及《共產黨宣言》,乃是回應歐洲資本主義加上工業革命,加深了貧富懸殊現象,有其客觀歷史發展的應然。但把埸境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 ── 一個民族工業資本尚在萌芽狀態的古老國度 ── 是否適合呢?當然後來毛澤東不讀死書,中共的革命改以農民為本,使他可以從「國際派」手上,奪得中共的領導權,繼而奪取政權。但他後來把自己的思想化為絕對的教條,意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為共產主義天堂作出預約,結果天堂不能至,億萬人民卻在煉獄裡輾轉呻吟了數十年。

 

今天共產主義,不再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了。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主義」,香港大專院校的哲學系,傳統以英美分析哲學為主導,對「後現代主義」背後的歐陸哲學,嗤之以鼻,認為他們語意含混、邏輯錯亂。哲學系與文化研究系,幾至老死不相往來。但兩派哲學的分歧,也是有其歷史因素:先是歐陸自十八世紀未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時英美兩地走上相對較為改良的路線。既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歐陸哲學自然是較為傾向「懷疑一切、批判一切」。

 

再者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現代武器,以至一些本是非戰爭用途的科技產品,例如倒刺鐵絲網 ── 科學理性的副產品 ── 帶來大規模的殺戮與破壞,而二次大戰期間納粹黨的種族滅絕,最終用上了最有效率、最合乎「工具理性」的毒氣室,殺人數以百萬計,冷戰期間先後對蘇共及中共的幻滅,凡此種種加深了歐陸知識份子對啟蒙運動價值觀的質疑。而香港政府及大企業,其日常運作,也是以「工具理性」為主導。香港人常常「理性」(實質的潛台詞是「不要激烈批評及反抗」)掛在嘴邊,而不知理性也有其黑暗面,也不知啟蒙運動時的理性主義,有反抗權威的意味,可謂無知。

 

人類歷史上的各派思潮,皆有其承傳。如吸收新思想,不探究其根源,只會是活剝生吞、鸚鵡學舌,最後流於淺薄。後現代主義旗手之一,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論說,由語言學入手,批評以非黑即白二元對立論為基礎,之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亦有形容,西方思想「宏大論述」(Grand Narrative)的瓦解。影響所及,香港的社會運動,充斥著高舉「多元」、「包容」及「尊重差異」的理念;如果有人堅信自己的路線,比別人更正確及有效,又或提供一套概括香港現狀,再提供出路的完整論述,就會被人指控唯我獨尊,甚至被稱為是教主。

早在二○○五年,葉蔭聰在「獨立媒體」網站〈誰的包容與尊重?———歪讀公民教育委員會「社會共融」短片〉一文裡[註四],對此種風險,已有十分精闢的描述。

 

葉君以當時公民教育委員會新一輯的「社會共融」系列短片[註五]為例,兩段短片鼓吹「尊重」與「包容」,其實暗指「縱使你我的背景、信念、立場或喜好不同」,各位香港同胞,請「包容」一下我們委員會繼續宣揚愛國教育吧[註六]!

 

葉君之後指出在現代西方哲學界,批判把「包容」的概念,推至極端的學人,大有人在。他舉了兩個例子,僅擇其一例以說明之:

 

齊澤克(Slavoj Zizek)……這位斯洛文尼亞哲學家……十分留意我們身邊慢慢出現的這種「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的文化,他稱之為去除咖啡因(de-caffeinated)的世界[註七]。

 

他說,任何人的信念、立場及價值,其實都具有激情與動力,互相碰撞雖不必你死我亡,但造成各種文化震盪與衝突其實是無可避免,當代社會……(卻)把自己及別人的所思所想,化成一種「觀點」,一種「見解」,或一種「生活方式」……所以,不同意見的人……只要不太激動,便可共享太平。

 

齊澤克反對這種多元文化主義,鼓吹一種具有激情的鬥爭與結盟,勸自由派知識分子不要空想一個沒有衝突的世界……

 

當然,香港的社會運動青年們,未至於空想出一個,沒有衝突的香港社會。但是他們,卻是在偽政改方案通過後,仍一廂情願的,試圖建構出一個,沒有內部衝突的香港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他們不是不知道主流民主派之痼疾,甚至也有著文批評,但經當事人不痛不癢的回應,便再無下文[註八]。選舉一到,便繼續含淚投票、拉票。面對有人奮起挑戰主流民主派之霸權、發動票債票償運動,他們視之洪水猛獸,民主運動內的一些死忠支持者,對偽政改方案的「憤怒與動力」,被他們形容為「教徒」、「人粉」。

 

他們卻忘記了「教徒論」,與「蝗蟲論」一樣,都是社會學家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所形容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現象[註九];薩伊德 (Edward Said)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兩書中所描述,西方傳統學界及主流媒體,如何塑造非西方的「套版印象」(Stereotype);亦有如杭士基(Noam Chomsky)在《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如何潛移默化的「製造共識」,最終「成見即真實」(Perception is Reality) ,例如一提到巴勒斯坦人,就聯想起恐怖份子 ── 本人的支持者是「教徒」,暗示他們全無獨立思考,只知盲從附和,是一種人格謀殺 ── 此凡種種,都是主流建制醜化弱勢群體,及非西方「他者」的手段。

 

近來陸客與港人的衝突,日見嚴重,面對陸客的缺德及非法行經,甚至出現了疑似拐帶港童、食肆懷疑出現坑渠油之傳聞,但本地執法機關的愛理不理。有市民自發組織街頭抗爭,所喊出的口號,時有過激之處,招來社會運動人士之非議。陳雲提出以「導正民粹」之名,吸納這些民間的「憤怒與動力」進入群眾運動,雖有其兵行險著之處,但總比這些「憤怒與動力」無處宣洩,遭「愛護香港力量」之流所收編為佳。不過這番苦心,不為社會運動中人所諒解。陳雲也被打為「教主」,他的支持者又被打為「教徒」。

 

誠然也有毓民的支持者,不以「教徒」、「人粉」等標籤為恥,反引以為榮。這近乎同志運動中的酷兒理論(Queer Theory):不以Queer(原指「怪胎」)這蔑稱為忤,反轉化為獨特身份認同的「酷兒」記認。這當然是題外話矣。

 

齊澤克是近年香港以至世界社會運動界的「大紅人」,但他們只知活剝生吞齊氏及其餘的後現代學說,不懂實戰地融會貫通於當下的香港實際情況,在民主運動路線及本土議題的的論爭上,反成了齊澤克批判對象的佐證[註十]。對民主運動內的非主流異見者,竟用上了薩伊德及杭士基,等左翼思想泰斗,所痛恨的抹黑手段,這更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道德墮落!

 

四.

香港左翼的思想盲點,也不獨存在於社會運動界。近來旅港北京人士賈選凝,憑〈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一文,奪得藝術發展局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引發巨大爭議。並牽扯出賈氏與藝術發展局的核心評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賈氏參賽作品之文風,竟與評審之一林沛理,一貫的行文風格,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這醜聞並非本文的重點。此事主角之一林沛理,可謂是一些華文人文或社會學科知識份子的樣板 ── 他們大多喝過一點西洋奶水,有些像林氏,動輒拋出西學術語來嚇人。他們當中更有不少,是受到了歐美前衛左翼思想的薰陶,回到了華文世界,他們保持著歐美左翼的立場,卻在中共君臨陰影的語境下,不知不覺間,走上了親近中共的不歸路。例如他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至選後不久,他對候選人梁振英,有甚多溢美之詞[註十一]。到梁當選後,各式醜行敗露,林卻保持沉默。當然林沛理並非唯一例子。德高望重者,如台灣左翼統派大老陳映真,一樣是對中共「恨鐵不成鋼」。

 

孔子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為人民不夠智慧判斷是非,應該依從統治者的指令。柏拉圖亦在「理想國」裏,主張人民應由「哲王」統治,因為哲學家比常人有德行,又有高超的智慧,能認識全部真理。

 

英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柏拉圖的政治主張,有深刻的批判。柏拉圖質疑古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主張在「理想國」裡,應由「哲王」統治。因為只有哲學家才有高超的智慧,能認識真理的全部而非局部,而且又比常人有德行。

 

波普指出,蘇格拉底理想的哲學家不是真理的追求者。但柏拉圖的理想是「哲王」統治,所以,哲學家反成為了真理的佔有者。而柏拉圖的烏托邦式的「歷史主義」,之後由黑格爾繼承,再由馬克思發揚光大,最終衍生出列寧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極權,釀成浩劫。香港某些文化人,慢慢也走向了鄙夷人民,與這些自以為是的人,一脈相承。如要借用勞思光《歷史之懲罰》的口吻,可以稱為「哲王之幻想」。

 

香港知識分子,長期被市場邊緣化,在急功近利的風氣下不得志,十分鬱悶。但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那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在香港安身立命的首要問題。以顧慮「低俗化」為由,反對及早開放大氣電波,就是本末倒置,以至助紂為虐。要治療香港社會的反智病,就只有啟迪民智、自覺覺他、爭取權益,建立開放社會,讓人民在參與中學習。

 

五.

活剝生吞、鸚鵡學舌,並非單是香港左翼獨有的通病。早在毓民《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一書的代序 ──〈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已有批評香港一些新自由主義者,大肆標榜自身意識形態純正,及教條主義的惡習[註十二]。另外在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人立法會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上發言如是說:

 

……當代的「新自由主義」,決不能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古典自由主義」,混為一談。「新自由主義」不利群眾,大財團利益至上,就算是阿當‧史密斯,在他的《國富論》中,也曾下了如此立場:「任何來自商家的立法建議,我們必須要萬二分小心看待及驗證,切莫輕言採納。商家的利益,常常與公眾利益相左,他們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欺瞞以及壓迫公眾。[註十三]」

相信議事堂內,各代表基層的同仁,對阿當‧史密斯的這番說話,都有深切體會和共鳴吧。「新自由主義」的吹捧者,也總會存有「崩口人忌崩口碗」的忌諱,對阿當‧史密斯這番揭穿大商家利益的說話,儘量避而不談。

說到底,「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自由」,只不過是阿當‧史密斯筆下的那些order of men(即當權者、掌控規律者),為所欲為的「自由」而已。用今日的語言,可理解作「壟斷」。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形容「新自由主義」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四年多的光陰過去了,他們毫無長進,○八年金融海嘯至今帶來的禍害,仍未止息,他們當然不會反省,只會諉過於政府干預。在陸客走私奶粉問題上,用「自由市場」的原則,來反對一切管制奶粉出口的政策。無視全球奶粉供求失衡問題,根源是中共無藥可救的腐敗,已令老百姓對體制完全失去信心,此乃「市場失效」的經典案例。當然「市場失效」這四個字,對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禁語。為著他們的教條,他們與港人為敵。

 

以上香港左右翼,思考盲點的例子,皆可謂是「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思而不學則殆」的註腳。而且是拖着港人本土意識覺醒的後腿。胡適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當下香港思想混亂,群魔亂舞,年青人真要學一會防身的本能,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六.

香港民主運動的另一知識論問題,是史學的貧乏。不獨是思想史,政治史亦然。

 

一○年六月偽政改方案通過前後,民主黨的成員,及「普選聯」的學者,任意剪裁與挪用歷史,把出賣選民的「妥協」行為合理化,或思想意淫、慾望投射一些非暴力抗爭偉人,自我感覺良好一番。

 

例如有人[註十四]以佛朗哥將軍死後,西班牙民主化的例子,類比當時普選聯與中共的初步接觸。但是七十年代末的西班牙,是全面開放黨禁,連西班牙共產黨,也可以回國參選、釋放所有政治犯、亦有下放權力予地方政府。而所交換的條件,是當時對佛朗哥時代的酷吏,頒佈特赦令,完全不予追究(稱之為「寬恕並忘記原則」)。過了千禧年,才開始作更深入的「轉型正義」工作,特別是工人社會黨的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在二○○四年當選首相。政治犯或其後人得到賠償;早年流亡海外的左派或其後代,可獲國籍及公民權;但是試圖推翻特赦令,以反人道罪名,起訴依然健在酷吏之計劃,因為檢察部門的抵制,無疾而終[註十五]。結果代價是前朝的傷痕,並無完全撫平。例如近來加塔隆尼亞的本土自治意識,近來升級為獨立訴求,自治區內的議會,去年末以三份二多數通過,在四年內組織獨立公投。但現時右翼人民黨的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以敵對態度視之,表明不會承認。成為了歐元區,以至歐盟前途,其中一大不明朗因素。

 

由此可見,妥協只是把已有的政治矛盾,拖延解決,長遠會有負面效果。此外把五個所謂「超級議席」,連取消分組點票都欠奉的「讓步」,與西班牙的民主化,或南非的大和解,或緬甸軍政府,對全國民主聯盟的大讓步類比,是極為荒謬的。

 

以往殖民地政府,把中國及世界歷史兩科,設定成背誦主導的科目。學生能悟通古今之變者,幾希矣。九七之後,特區政府更把兩科取消,斬件式的併入通職科內,其中有關中國現代史的段落,更混雜對中共的歌功頌德。愚民與奴化,更甚於殖民地時期。故此教授歷史課程,提高公眾的史識,亦會是將來普羅政治學苑的工作。

 

再加一個故事: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有《公民抗命》一書,為非暴力抗爭之教育範本,知悉此事者眾。但他的一段掌故,在香港卻鮮為人知。

 

話說他在生時,美國的廢奴運動,也有人主張勇武(正確一點說,應該是武裝)抗爭。當中最著名的,首推約翰‧布朗。在一八五九年,他與其同志,潛入位處西維珍尼亞州,與馬里蘭州及維珍尼亞州接壤處的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兵工廠,意圖奪取武器,再廣發予在南方的黑奴,使其揭竿起義,推翻黑奴制度。不幸事敗,政府派兵鎮壓,布朗兵敗就擒,以叛國罪名受審。

 

廢除黑奴運動內,有很多人不認同布朗所為,與他劃清界線。但主張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梭羅,獨排眾議,投書為布朗陳情[註十六],甚至把布朗比喻為基督,及痛批同道袖手旁觀。最終布朗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公開問吊,從容就義。翌年南北戰爭,全面爆發。今天民主運動及社會運動內,有些人把非暴力抗爭的立場,當作是自身的道德光環,見有人以更進取的方式,以至主張勇武抗爭的,則百般揶揄,以至妖魔化。梭羅的胸襟,與他們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七.

孫文在一九一八年著述之《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自序」中,反思為何辛亥革命未竟全功:「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而在第五章「知行總論」裡,他再解釋道:「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近百多年來,中國試圖由君主專制,轉型為民權社會,不止未竟全功,甚至異化為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其統治手腕之毒辣,竟更甚於帝制時代。其既得利益集團,動輒以「國情論」,拒絕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民間亦有「乩童文人」發明偽科學的「小農DNA」的文化決定論,荼毒公眾。故此當今中國大陸,以至港澳兩地尚未覺醒之民眾,果真是「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矣!

 

反觀國府退守台灣,到七十年代,再經歷被逐出聯合國,及與美國斷交之劫,加上中共經濟改革開放,蔣經國總統,深知其對大陸之經濟優勢,決非永久。晚年面對黨外運動的挑戰,最終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回應,於是解除戒嚴,啟動民主化的進程。廿多年至今,台灣的民主化縱使是歷盡波折,亦有不少瑕疵,但經過兩度政黨輪替,已漸入正軌,垂範華人世界。可謂孫文「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的最好註腳。

 

至於香港,自割讓予英國之後,實行英式典章制度,早年啟迪了國父的共和革命思想。以至上世紀中葉,在山河變色之亂世,機緣巧合下造就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但當中大部份華人,對香港自身的優勢及法治精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這也應驗了《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第七章「不知亦能行」之說。然而九七主權易手之後,香港的制度優勢,日漸蠶食,至今更有「港共治港」及「大陸化」之危機。如港人不及早清醒,守護自身之優勢及本土意識。則快將與「暮氣畏難之中國」「融合」矣。

 

普羅政治學苑的治學精神,及本土民主運動的創立思想,應以古典自由主義為本。歐陸的後現代思潮,對啟蒙運動及古典自由主義,有激烈批判,這體現了西方文明的自省,及自我批判能力。我們本著自由主義的原則,不會排拒後現代思想。而將來爭取民主自治事業大功告成。左翼社會運動所相信的後現代主義,亦可用諸於監察香港的本土意識,有沒有變質為狹隘沙文主義。但在成功之前,在中共「前現代」專政的陰影下,後現代主義,只能在特定情況,用以主導,例如同志平權運動。其餘大部份議題,只可作參考。另外中共常利用後現代理論,合理化自身的統治,例如「國情論」,就是借用了「文化相對主義」。若現在香港的抗爭運動,坐視中共及其代理人,蠶食原於啟蒙運動的香港核心價值,以後現代思想為主導。結果我們的抗爭運動,只會是建基於沙土之上,亦有如當下的左翼社會運動,在本土及抗共的議題,陷於被動及進退失據。

 

勞思光是反共學人,但他在《歷史之懲罰》,〈國際謀略之幻想〉一章中,對自十月革命後,至他動筆的一九六二年,西方國家的短視反共策略,有不留情面的批判。他的自省精神毓民深深折服。

 

也許有人見我在本文不斷引用《歷史之懲罰》,見書內第五章內之〈中國知識份子之幻想〉,當中包括了「教主的幻想」,大喜過望,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勞思光之分析,當然非坊間的「教主/教徒論」可比。特別他論到:「……責人日苛,又不合理分;在友道上必日趨荒謬而不知。這就造成種種意氣之爭,甚至種下許多怨毒……」這一點本人也需自我警惕。當然本人在《予豈好辯哉》的〈自序〉,也解釋了是「予不得已也」。

 

胡適在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致楊銓信稿中的這一段話,這樣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就此與我的批評者互勉之。

 

普羅政治學苑旨在加強培訓政治人才。但並不只是狹義從政的人才。孫文亦有名言謂「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當然亦不是屬於個別運動領袖,而是屬於每一位已有初步政治覺醒,上街抗爭的民眾。此外中共素來看重輿論戰,抓緊「筆桿子」。然而香港民主運動,向來缺少打筆戰及理論戰的人材,並無象台灣解嚴前李敖般的人物,以知識武裝自己,有「以一人敵一國」的志氣。本學苑亦計劃訓練此種人才。

 

香港當前政治形勢,危如累卵,我們要為了將來爭取民主自治成功,重建香港典章制度、公民社會及治理港人功利短視文化之惡習,做好準備。即使現時的抗爭運動全面失敗,亦要為下一代的啟蒙,播下種子,以待風潮再起之時。

 

認「知」香港典章制度優勢、本土意識的根源,堅定「行」本土民權運動的決心,為將來的民主自治培育人才,就是普羅政治學苑的志業。

 

普羅政治學苑創辦人 黃毓民

二○一三年四月初稿

 註一:本文除Proles一詞的「普羅大眾」譯名外(出自於一九七八年遠景出版社的邱素慧譯本),其餘皆取自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董樂山譯,二○一二年二月再版,台北:志文出版社。頁七十九至八十二、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一十九。

 

註二:二○一二年八月廿一日《中國時報》,〈南方朔觀點 ── 孟子說:不能以不義手段得天下〉(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2082100489.html)

 

註三:司徒華在二○○二年二月十六日〈枉尺直尋〉一文(http://www.szetowah.org.hk/works/?p=4028)中如此總結:「不時聽到人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枉尺直尋』,很有點妥協的意味。孟子的話,是否已經大不合時宜了呢?我以為:出賣原則的妥協,不是藝術而是伎倆。『退一步,進兩步』,倘若退那一步時,已轉變了方向,那麼,即使能進那兩步時,也必然會走上歧途。」今天重讀,令人擲筆三嘆!

 

註四:http://www.inmediahk.net/node/55726

 

註五:http://www.isd.gov.hk/chi/tvapi/05_ce117.htmlhttp://www.isd.gov.hk/chi/tvapi/05_ce118.html

 

註六:二○一三年三月七日,負責「ADC藝評獎」的藝術評論組主席林沛理,打破多日的沉默,透過藝發局,發出署名文章,回應他與得獎人賈選凝,涉嫌利益衝突事件(「獨立媒體」網站轉載於此http://www.inmediahk.net/adc-0),他如此結論:「一篇評論的觀點是否可取,當然可以討論;但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守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理性的open society,萬萬不可失去與持不同觀點、不同信念人士對話和溝通的能力、自信和胸襟。」這又是一名掌握權力者,遇上質疑,就以「尊重」與「包容」,作擋箭牌的案例。

 

註七:詳見 Žižek, “Passion In The Era of Decaffeinated Belief", http://www.lacan.com/passion.htm 當中第七段:"On today’s market, we find a whole series of products deprived of their malignant property: coffee without caffeine, cream without fat, beer without alcohol… And the list goes on: what about virtual sex as sex without sex, the Colin Powell doctrine of warfare with no casualties (on our side, of course) as warfare without warfare, the contemporary redefinition of politics as the art of expert administration as politics without politics, up to today’s tolerant 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as an experience of Other deprived of its Otherness (the idealized Other who dances fascinating dances and has an ecologically sound holistic approach to reality, while features like wife beating remain out of sight…)? Along the same lines, what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tolerance is giving us is a decaffeinated belief: a belief which does not hurt anyone and does not fully commit even ourselves." 在二○一三年三月九日《星島日報》A○四要聞版,〈何俊仁:無法入閘 即假普選〉的報導末段裡:「……湯家驊……並指,大眾需要了解(佔領中環)行動如何在不影響公眾安全下運作,認為即使要佔領也不一定要堵路。」可謂泛民「無咖啡因咖啡」政治的最新註腳。

 

註八:詳見二○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明報》A三十二版林輝的〈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 ── 給何俊仁主席的信〉(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1012/-6-2460309/1.html?rtext),及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明報》A廿七版何俊仁的〈答林輝:居留權並非人權聽民意不是民粹〉(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1018/-6-2465879/1.html)。

 

註九:詳見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4091.htm

 

註十:本人也要先旨聲明,借用齊氏的理論,並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例如我與他,同樣對新自由主義不以為然,但他的主張遠比我激烈 ── 他先後在不同場合,自命共產主義及列寧主義者,本人肯定不是。另一方面,他看穿中共的統治的本質,為威權官僚資本主義(見http://shanghaimonthly.info/blog/?p=30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ADfH9Rt6pc),看得通大陸的「維穩費」比軍費更高(見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talktojazeera/2011/10/2011102813360731764.html),不會因為反美,便不加思索的對中共寬容,這點值得欣賞。

 

註十一: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在《亞洲週刊》內的「有理說得清」專欄(平時主要是寫文化評論,間中才寫一點時事評論),挺梁的文章,竟多達四篇之譜:二十六卷,八期,頁四十的〈莎劇啟示與特首之戰〉,把梁振英描寫成可歌可泣,如奧賽羅般,被流言中傷的悲劇人物(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118161761/08ah.cfm);二十六卷,十一期,頁三十的〈政治抹黑的迷思〉(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855875172/11ah.cfm);二十六卷,十三期,頁四十六的〈香港特首的風範〉(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724276112/13ah.cfm);及二十六卷,十四期,頁十的〈梁振英的「強」與「罪」〉(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672576582/14ah.cfm),一方面痛批唐營及親民主派媒體(但梁營媒體犯下同樣錯誤,卻隻字不提,也隱去了《亞洲週刊》是隸屬梁營「明報集團」的事實),對梁振英之吹捧,亦近乎「振英不出,奈香江何」的肉麻境界。

 

註十二:見黃毓民著,《沒有抗爭哪有改變》(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二○○八年七月),〈代序〉,(二)。

註十三:原文為“The proposal of any new law or regulation which comes from [businessmen], ought always to be listened to with great precaution, and ought never to be adopted till after having been long and carefully examined, not only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but with the most suspicious attention. It comes from an order of men, whose interest is never exact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public, who have generally an interest to deceive and even to oppress the public, and who accordingly have, upon many occasions, both deceived and oppressed it.” Adam Smith, Wealth of the Nations, I.ix.p.10.

註十四:見陳健民,二○一○年三月廿二日,《明報》A三十版,〈誰能促進政改協定?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註十五:關於西班牙民主化後的轉型正義,見http://www.academia.edu/2701426/Transitional_Justice_Spain

註十六:原文可參閱 http://en.wikisource.org/wiki/A_Plea_for_Captain_John_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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