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闢邪辨佞,何罪之有!捍衛公義,何罪之有!》

–   「五一六」判刑前陳詞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晚上,人民力量黃毓民、 陳偉業、陳志全及周峻翹等人與二千名參與遊行的市民,靜坐金鐘道馬路反對特區政府推出替補機制,至翌(二)日凌晨二時終被警察拘捕,其後控以非法集結等多 項罪名。官司纏訟一年多後,黃毓民及陳偉業在二○一三年四月廿九日被判罪名成立,五月十六日判刑。二○一三年的「五一六」判刑,肇因於二○一○年「五一 六」五區公投運動,在當下「港共治港」的肅殺政治形勢下,又誰曰不宜?

 

由毓民等人發動的二○一○年「五一六」五區公投,把政制發展的決定權,還給人民,是本土民主運動的啟蒙,也是直接民權的體現。然而當時以民主黨為首的偽民主派,先是消極對待,拖公投後腿,繼而更卑躬屈膝,走入中聯辦密室談判,最終支持偽政改方案,出賣選民。

 

偽 政改方案通過後,特區政府推出限制港人參選權的替補機制,就是為了阻止將來再有人以五區總辭,引發變相公投,是對「公投派」的秋後算帳。我們走上街頭抗 爭,就是要捍衛香港人的基本權利。為了抗議替補機制惡法,先是有梁國雄、黃洋達被判入獄,繼而是陳偉業及本人被政治檢控後定罪。

 

替 補機制最後經修訂後通過,議員辭職後不能參選,但同一政治團體仍能派人出戰補選,技術上以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仍然可行。但以目前的政治氣候,同樣壯舉難 以重演,例如由何俊仁早前在與戴耀廷之對談中,表示願意由他辭職引發公投,但數天前戴耀廷接受訪問時,又表示為免動用公帑,何俊仁辭職公投之一步可取消, 改為全港電子投票云云。

 

為了反抗此惡法,我們走上街頭,闢邪辨佞,捍衛公義,被特區專權政府構陷羅織罪名,送上法庭,但是我們無怨無悔!

 

特區政府動輒以襲警及非法集結等罪名,控告公民抗命者。而以往抗爭者在法庭多以「公民抗命是爭取社會公義」為抗辯理由,最後都被裁判官以「公民抗命不能凌駕法律」為由反駁。

 

本 來毓民是打算在這時段,用四萬多字,反駁法庭類似的論點,直指問題的本質:探討普通法的根源 ── 英國《大憲章》── 都是通過一場抗爭而訂立;再簡介公民抗命的概念、歷史及其成敗分析;再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法統(即是一般人常說的「合法性」)── 從絕大部份的法統理論分析,中共並非合法政權;繼而再以各派的法統理論,舉一反三,分析《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已是失效的「社會契約」,再加 上過去一年多香港政壇的敗壞,從而推論香港特區政府,亦已失去法統,故此公民抗命是天經地義。不過經反覆推敲後,還是留待在較高級的法院,有機會再詳盡陳 詞。

港共政權的打壓升級,抗爭運動同樣亦應該將抗辯論述水平提高。

 

本 案於去年初開審至今之同時,特區政府、特首小圈子選舉,以至公務員隊伍醜聞不斷:由曾蔭權,至梁振英、麥齊光、陳茂波到湯顯明,都是「不仁者而居高位,是 播其惡於眾也」的香港版本。但是港人恐怕沒有料到的是,連廉政公署這塊政治防腐的金漆招牌亦告剝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連帶海事處、屋宇署及機電 署的中下層員工做事馬虎,間接引起南丫島海難、馬頭圍道塌樓事故及北角英皇道昌明洋樓升降機急墜事故的意外。可見期望體制內改革,只是緣木求魚,在當下香 港,公民抗命才是正途!

 

梁振英「當選」之後,尚未上任,未有實權,便企圖強推「五司十四局」,當時人民力量為此及制 止替補機制惡法,發動拉布戰抵抗。去年五月十六日即公投兩周年,也是拉布戰的高峰,大批市民前往立法會聲援,結果次日凌晨,曾鈺成濫用主席的特權「剪 布」。本週一(五月十三日) 曾鈺成不顧分際,屈從建制派,及行政當局的要求,再次剪布,立法機關的制衡功能蕩然無存。

 

由 毓民被迫封咪,大氣電波無處容身,走上從政之路;到組建社民連,到發動五區公投運動,開拓民主運動的新方向;到偽民主派出賣選民,我毅然狙擊他們,即使退 出手創的政黨,亦在所不惜;到港共政權亂港日甚,我們的街頭抗爭,招致政治檢控,判刑在即;到真普選聯盟意圖為「提名委員會」,加入「普選成份」,人民力 量會內也有人和應……抗爭之路真是艱難險阻!

 

正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回 想我在二○○九年十二月九日立法會「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動議辯論發言稿內指出:「歐盟之父庫登霍夫‧卡勒吉,在《泛歐洲》一書中 的說話:『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以烏托邦開始,以現實結束。一個想法只停留於烏托邦的程度,還是成為現實,這就要看相信它的人數以及他們的行動 力。』」我不否認妥協是政治的一部份,然而最後的妥協,究竟距離理想有多遠呢?

 

香港社會以至政界,服膺於「存在即合 理」的現實主義。面對專橫及表面強大的中共,心虛膽怯,視妥協為最高美德。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撰寫時評起,即已堅持直接民主原則,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今天,環顧四周,香港政界能有此堅持者,幾希矣。我早說過「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只要有更多香港人覺醒,看清香港的絕望真相,起而抗爭,便是我數十年的 踽踽獨行,孤身上路的回報。邱吉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英國政壇,亦是如此。我希望我的支持者,不要懷憂喪志,捍衛本土利益,對港共政權展開全面抗爭,直 至最後的勝利!

 

毓民相信,公民抗命當然不能凌駕所有法律,卻絕對可以凌駕不義的惡法!毓民被檢控的所依據的法律: 「非法集結」(《公安條例》第18(1)及(3)條)、「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公安條例》第17A(3)(b) (i)條)、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公安條例》第17A(3) (a)條),用作對付和平示威,皆屬不義之惡法。毓民亦深信,從來沒有暴政可以千秋萬代,從來沒有惡法不被推翻,總有一天歷史會還毓民及近年所有公民抗命 者一個公道!

 

闢邪辨佞,何罪之有?捍衛公義,何罪之有?

 

容許我以《聖經》〈哥 林多後書〉四章六至九節為陳詞作結:「那吩咐光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 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黃毓民
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五區公投」三周年
於東區法院第五庭

附:答裁判官何謂「直接民主」

民 主理論先驅盧梭的「社約」與「總意」之說,對民主政治理論稍有研究的人耳熟能詳,但是他另外有兩點意見卻一直為人所忽略。第一:他認為代議制度只是介乎專 制與民主之間的一種政治形態。主權不可出讓,意志不能代表,所以不應有甚麼代議制度。盧梭主張立法必須由人民親自審批,否則應視為無效。第二:他認為政黨 非民主政治所應有。政黨對其組成分子代表「總意」,對國家則代表一種「私意」。他說「一有政黨,已不復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投票者,而變成有多少黨乃有多少 投票者。」盧梭主張全民政治、直接民主,他的理論一直都有許多爭辯與誤解,他顯然是反對代議制度與政黨政治,可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一般人所瞭解的民主 政治,正是以盧梭所不喜的議會與政黨為其體制之骨幹,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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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民意志被忽視﹑漠視,議員多獨斷獨行,代議政治(議會政治)是介乎專制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形態,距離民主政治的理想遠甚,遠的不說,即以上世紀而言,在五十 年代之前,這種一般人口中的民主政治亦遭逢兩大逆流—–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出現倒退或者徘徊不前。冷戰期間,西方「民主陣營」為了對抗共產極 權,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亦大大削弱了「間接民主」(代議政治)。踏入九十年代,蘇聯,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冷戰結束,西方「民主陣營」重新整合,亦不過是重 構國家秩序,從來沒有考慮由「間接民主」而「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不是一種烏托邦,它是可以實現的,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在近 百年西方「間接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是「不思進取」;對於香港人來說,久病纏綿的「間接民主」竟變成一種最高的理想,仰之彌高。那些反民主的 人不是反「直接民主」而是反「間接民主」;「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可以被曲解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一個不是由人民同意而產生的 政府向一個局部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負責,這個笑話也真夠大的了。「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竟然可以有代表利益集團,「選民」人數少得可憐的「功能組別」 選舉。有人主張二零一二年立法會全面直選,必定有人罵不仁,理由是安定繁榮可能不保,偏激急進的民主政治會引起社會動蕩。這是甚麼邏輯甚麼理論﹖真的又要 罵娘。更加諷刺的是,那些自詡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付出心力的人,竟然也同意這樣的謬論,甚麼「循序漸進」,人云亦云。「我們支持全面直選,但要考慮實際情況,全面直選不代表民主」,這樣的話出諸那些人人共棄的奴才口中,並不奇怪,出諸某些所謂泛民主派人士口中,卻是十分可恨。 

直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見過一位「泛民主派」人士能深入淺出的講出代議政治的本質和缺憾。也許不是他們不懂,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敢以抗爭手段去實現民主的理念,這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也是民主派(人民民主專政)了!

 

(《代議士究竟代表誰》節錄,黃毓民著,二零零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