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明珠」的沉淪

「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動議辯論發言稿

主席,

梁振英本年一月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聲言要把產業「做多做闊」,經濟轉型的具體計劃卻乏善可陳。地產霸權、高樓價仍然是香港民生不斷惡化的癥結所在。各行業包括旅遊及零售所帶來的收益,大部分被財團及業主攫取,中下游的個體戶不斷萎縮。董建華政府壓抑樓價政策過猶不及,曾蔭權時代放任自流、大搞官商勾結,到今天梁振英立場搖擺,樓價屢創新高。回歸十五年,香港經濟過度倚賴金融、地產,發展方針可謂一塌糊塗。

一、劣質管治 香港沉淪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朝氣蓬勃,產業包括轉口貿易、漁農業、礦業、工業(造船、製糖、五金等)、工藝(食品加工、金銀首飾等),加上後來發展的大型工業、商貿和金融,香港可謂遍地黃金。當時香港的鐘表、成衣、玩具生產等更是首屈一指。

八十年代,英國人為戰略需要,在短時間內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自此工業北移,新界土地荒廢,漁業式微,結果高端經濟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的本土經濟承托,舊產業支柱消失,缺乏新興產業填補空白,香港經濟逐漸走向單一化。(九十年代初,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仍高達15.4%,到1997年的比重竟急降至6.5%,到2009年,製造業佔經濟比重竟下降至1.8%。)

九七年,董建華上任之初曾主張產業轉型,可惜在自身不濟及亞洲金融風暴等影響下,以失敗告終。往後香港一直被既得利益者的新自由主義主導:公共房屋幾乎停建、限制土地供應推高樓市、公共屋邨商場私有化(領匯上市)、兩鐵合併、鼓勵私立大學、用自由行的雙非婦人產子來促成香港醫療產業化等等。

改革失敗之後,政府因循苟且,歷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毫無新猷,曾蔭權時代更是死抱「大市場,小政府」教條,不作產業轉型。董建華年代的中藥港、鮮花港、數碼港,以至曾蔭權的六大產業,淪為空談,變成口號治港,所謂轉型其實是原地踏步,到頭來還是吃金融地產的老本。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級後所需要的整固期,拖延至今,白白浪費了十五年的光景。香港元氣大傷,不得不仰仗大陸的臉色做人。

二、仰人鼻息 自身失衡

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內地對港在政治上收緊,在經濟上則強調融合,可是香港與大陸接軌的結果,卻是失去本地的經濟活力和產業的發展自主。

經濟合作機會例如CEPA、人民幣離岸服務、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等,往往只有銀行及專業人士得益,經濟繼續由金融業主導,小市民無從受惠。梁振英成立金融發展局,外界對其組織的性質、資金來源、如何監管等充滿疑問,委任多位太子黨及國企老總亦惹來染紅的質疑。

隨著自由行人數逐年增加,在香港衍生各種問題,包括「雙非」、水貨客、罪案增加及文化衝突等,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香港的公共交通及旅客接待設施臨近崩潰,邊境人手無法應付,本地交通如港鐵難以負荷。自由行改變店舖服務對象,本土的特色店舖難以經營,外國貨、奢侈品橫行,摧毀香港的服務業和創意工業的生存空間。而為本地人帶來不便以至推高生活必須品的物價,這些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近年大量從內地逃逸的資金流入本港,以致房地產價格瘋狂飆升,香港淪為大陸貪腐資本的避難所。

以上種種,反映本地人的核心利益正不停受到擠壓。最近一連串民間自發的本土維權運動,港共政權不得不正視,繼續一味鼓吹與內地融合,只是變相出賣香港利益。

三、放眼國際 自強不息

事實上,香港法治健全,文化及環境條件優越,經濟轉型內容相當廣泛,上至資訊科技、生物化學、醫療產業等,中至高級成衣,下至漁農業、休閒服務(郊外旅舍、水上活動等)。雖然已較其它地區落後,但發展多元產業才是促進經濟健康的王道,別無選擇。

去年2月17日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郭位先生,在城大工商協進會年會發表主題演講,題為《誰來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當中舉了三個外地例子,本席想在這裡借用他所提到的一些資料供大家參考。[1]

第一個例子是台灣。1959年台灣成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責科技研發。1980年台灣於新竹創立科學工業園區,引進高科技產業,培訓本地人才和延攬優秀海外人才,其後又分別建立中部和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過去二十年裏,台灣在半導體、電子及資訊等高科技產業方面,成就顯著。2007至2010科學技術白皮書指出,要促成科學工業園區的產業聚落,以期建立「園區聚落」,使產業不只是平行,而且連上下鏈更加緊密結合,把整個台灣西部連合成為「科技走廊」。

另一個例子是南韓。1961年,南韓成立「韓國經濟企劃院」;1967年將隸屬「韓國經濟企劃院」的技術局擴展為「科學技術處」;1998年將「科學技術處」升格為「科技部」;1999年設立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2001年,將規劃、預測、評估與調查科技的「韓國科技評估及計劃研究院」職能擴大,協助制定國家科技政策,協調計劃經費,評估政府資助研究機構與科技部實施的研究計劃,以及開發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寬頻應用帶動南韓的文創產業、遊戲軟體,而南韓製造的液晶電視機亦成功攻佔全球市場。2009年,南韓決定,在五年內投入200億美元,幫助國家重點產業繼續發展。今年初現代汽車已成世界第四大汽車品牌,三星的手機在第二季也超越蘋果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品牌。

最後一個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從1991年開始,制定第一個科技發展五年計劃培養學生對科技的興趣,並在高中預科、大學和研究生中實行培訓與實習計劃和獎學金計劃等,以確保提供充足的研發人才。同時,興建生物醫藥園和資訊傳媒園,提供一流基礎設施,增加新加坡對外國企業和全球人才的吸引力。2003年,啟動GET-Up計劃,向企業提供技術、人力、財政和拓展海外市場的援助,鼓勵中小企業吸收和運用新技術。現在,新加坡的微電子製造技術、資訊通信技術應用已在全球居領先地位。生物技術亦日漸成熟,生物製藥業發展迅速。輝瑞製藥、諾華和惠氏等國際大型製藥公司均在新加坡建立生產基地。

提及上述資料,旨在說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香港除了本身優勢,更背靠珠三角廣大幅員,何愁不成大器?只可惜政治昏暗,香港主政者面對大陸官員,不論大小,都恭恭維維,完全沒有捍衛香港利益的氣魄,令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發展一直受制於人,被規劃為共產殖民的「宜居城」,淪為內地官僚資金及家屬的避難所,失去自己獨特個性。

鑒於歐美的經濟危機源自虛擬經濟(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如製造業等)的本末倒置,近年各先進國家先後進行「再工業化」政策,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岩上之屋」的理念,他引述《聖經》中的比喻,指建在沙上的房子會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要點在於政府採取產業戰略規劃、資金扶持、政策協助等措施,幫助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業發展,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再工業化」之議,大概也適用於本港。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造產業,應以基層市民能否分享經濟成果為主要考慮。當今之世,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所謂「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每每欺人之說,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令財富變得愈來愈集中。

現在港共主政,基因上繼承共產黨的愚昧狂妄,實行官僚資本主義,繼續盲目發展,配合財閥利益,罔顧保育,並且拖挎香港經濟,也必然以媚共賣港為己任,香港人不能不防。本席認同本土派學者陳雲所言,香港的民主論述必須聯繫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令低級中產及基層市民投入的社會大議程。

主席,我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2013年3月20日
[1]  《誰來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2012-12-29,信報財經新聞,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