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16 要批評,也要有水平!

2013.05.16 要批評,也要有水平!

最近頗有一些人,對毓民提出的直接民主理念自覺或不覺地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毓民不厭其詳,將二零零九年七月出版的《毓民議壇搞事錄》代序 – 《代議士究竟代表誰》全文在此刊登,讓有心人仔細閱讀,亦有教育意義。

「代議士」究竟代表誰?

一、

民主理論先驅盧梭的「社約」與「總意」之說,對民主政治理論稍有研究的人耳熟能詳,但是他另外有兩點意見卻一直為人所忽略。第一:他認為代議制度只是介乎專制與民主之間的一種政治形態。主權不可出讓,意志不能代表,所以不應有甚麼代議制度。盧梭主張立法必須由人民親自審批,否則應視為無效。第二:他認為政黨非民主政治所應有。政黨對其組成分子代表「總意」,對國家則代表一種「私意」。他說「一有政黨,已不復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投票者,而變成有多少黨乃有多少投票者。」盧梭主張全民政治、直接民主,他的理論一直都有許多爭辯與誤解,他顯然是反⋯⋯對代議制度與政黨政治,可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一般人所瞭解的民主政治,正是以盧梭所不喜的議會與政黨為其體制之骨幹,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盧梭對議會與政黨的意見不但被忽略,甚至被竄改。法國大革命是在盧梭的影響下發動起來的。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主要內容,是盧梭學說的複述,但是《宣言》第六條說到法律為「總意」的表現時,竟然是這樣解釋的:「所有公民均有權親自或經由其代表參與法律的制訂」。這個「或經由其代表」是主,「公民親自……」則成具文矣!在一七八九年那個以馬車為陸上最便捷交通工具的時代,把盧梭的「直接民主」理論暫時擱置是合理的,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互聯網傳播時代,人們便不應對盧梭的卓越意見不屑一顧了。

引述盧梭有關政黨與議會的意見,無非是要說明以政黨和議會為體制骨幹的民主政治不但落伍,而且捉襟見肘的這個時代,香港仍然在為立法機關的直選議席數目多少而爭論,甚至有人將其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次,足見香港政治之不堪。

二、

關於議會的性質,議員的任務,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委派說」(Theory of Delegation),另一種是「信託說」(Theory of Trusteeship),或曰「個人判斷說」(Theory of Personal Judgement)。

「委派說」認為議會為純粹的民意機關,議員應以轉達(反映)民意(選民意志)為職守;議員由選民「委派」出來,代表選民的主張及利益,選民可以「主人」身份命令議員。「信託說」則指議會為具有自身權力的政治機構,議員應該用他個人的智慧與能力替國家也替選民服務;議員既為選民所信任,並以國事全權託付,選民便不應對議員的獨立行動及意見再加限制或干涉。

「委派說」與「信託說」僅屬理論上的辨析,在實踐上卻並非清楚判然。即如英美而言,美國較英國略近「委派說」,而英國由於行政立法控制在一個黨(執政黨)的手,比較接近「信託說」。

事實上,西方的民主國家,往往因為國情不同,取法亦有異。不過大多數的國家,都無法清楚顯示究竟是接近那一方面(委派說或信託說。)選舉期間,候選人要票的時候,當然是口口聲聲反映民意,一旦當選,選民便像敲門磚一樣被拋棄了。換言之,兩種說法都變成手段,而非目的。

英國著名保守政論家勃爾克(E.BURKE)在一七七四年曾經這樣說︰「議員不能把他公正的意見,他成熟的判斷,他開明的良心,來犧牲於選民,犧牲於任何人或任何團體……民意代表給予選民的,不只是他的辛勞,同時還有他的判斷,如果他把他的判斷犧牲於(選民)的意見,他不是替選民服務,而是出賣了選民。」這是「信託說」的代表主張。

不幸的是,西方民主政治一直是遵循勃爾克指示的道路走。

「信託說」假定選民無知,議員優越;「選舉一結束,專政即開始」。勃爾克認為議員不能將個人的判斷犧牲於選民的意志,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在實踐上卻是「著有成效」。

在理論上很容易擊破「信託說」,因為此一說法如建立在非民主的假定上,則民主政治可謂全無可能,一無是處。如果上述假定不能成立,則「信託說」本身便不攻自破了。選民如真屬無知,又如何能把真正優越的議員選出來?選民意見如果是不可靠的,為什麼他在投票時的意見偏偏被認為可靠(「神聖一票」)?人們實在很難想像一大群「無知的選民」,竟然可以把單獨一個絕對優越者選舉出來!

議會政治(西方民主政治)在實踐上一直是走著勃爾克指示的道路。即使議員虛懷若谷,誠心誠意的希望能以他代表的選民意見為意見,事實上他也無法做得到。「主人」那麼多,眾說紛紜,無所適從;他要處理的公共事務不是一件,而是千百件;眾多的「主人」對各種公共事務亦有不同的意見,於是更加複雜。試問他如何取捨。「委託說」在實踐上的困難在此,選民給議員的委派,不是像主婦吩啡菲傭「你替我去買一打可樂」那麼簡單。許多意見不同的人,委派單獨的一個代表,去處理許多複雜的事務,終究不可能。議員代表的多數,不是全體。他要測知選民的多數意見,有何把握?對於民意趨向,議員還是要憑藉「個人判斷」,判斷難免錯誤,除非在議會每次表決前,他先到自己的選區內把選民召集起來先舉行一次投票。

三、

民意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即使議員願意代表民意,他也無法代表。多數的時候,連「願意」也成問題。只有一個動機使議員願意留心民意,那就是下屆準備連任。如果距離改選之期尚遠,議員傾向「獨行獨斷」。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同為民選,後者比較留心民意,因為任期短得多。議會政治的實踐與民主政治理論真是扞格不入。

有人或許會說,議員在競選時發表意見,選民選擇與自己意見相近或者相同者,於是他當選後在議會所持意見,自然會所持意見,自然會與他的選民相同或相近了。然而候選人的所謂政綱,通常是模糊、抽象;選民在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很多時都是「選黨」、「選人」多過「選政見」。

候選人的政綱大同小異,而喜歡亂開多數不能兌現的「支票」;久經選舉歷練的選民,對於所謂競選政綱領並不重視。

即使候選人的政綱真的是花了心思,表達他所關切共尋求解決的問題,但是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可能只同意一部分而反對另一部分,總不能在甲問題上選甲候選人,乙問題上選乙候選人。如果對所有候選人的政綱都不滿意,是否乾脆不投票?還有的是,如果議員當選後出現多數選民的意見改變而議員不變,或者議員的意見變了而多數選民的意見沒有改變,又將如何?

競選時的政綱不可靠,只是說議員的意見可以改變,還未說到操守,對一個人操守的認識,較諸對其意見的瞭解更為困難。君子可以欺其方,更何況只看候選人「表演」的選民。在「金權政治」的國家,議員的操守是會受到質疑的。如果議員從頭到尾就準備為利益集團服務,他當選後隨時可以把選民出賣而不需負上絲毫的法律責任。即使不賄選,競選也很花錢。如果錢是自己出的,這「血本」要怎補償呢?錢是別人出的,當選後受制於「金主」,又有甚麼出奇?台灣、日本的「金權政治」下的官商勾結,所謂民主不過是重商主義的裝飾。

香港過去在擅專殖民政治體制下,官商勾結「制度化」,人們或許視為應然,但是標榜政府開放、負責,立法機關又有民選議員的今時今日,官商(政商)勾結一樣存在,便很可疵議的了。

西方議會政治不能避免官商勾結,選民對於存心欺騙的議員毫無辦法,《陽光法》(公佈財產)、《政治捐獻法》、《遊說法》等,也都只能對於政官勾結略作限制而已。他們還可以通過議會黨團的合縱連橫,妥協交換,欺騙選民。

選民還有甚麼憑藉呢?看看候選人過去的紀錄吧!但是此一較為可靠的憑藉一樣有問題。新人固然「零紀錄」,選民對舊人一樣是知得不多,大多數選民對於自己所選的議員在議會的言行紀錄無法詳細知道,遇著擅於「做騷」的議員,更是「所知不確」。

選民在投票之時,如果「選人不選黨」,憑甚麼作為選擇的指標呢?如果希望候選人能代表自己的意見,恐怕投票只是一種馬虎的選擇。

不過,議會政治終究優於專制、極權政治,雖然距民主政治理想遠甚,亦不是沒有優點,否則便不會行之久遠。議員人數多,便包含各種不同的意見,綜合調和的結果,會使選民發現他自己選區的議員不能代表他的意見,卻有別個選區的議員「所見略同」。各種民意勢力都能在議會找到或多或少代言人。此外,議員在議會辯論,也可以「看風駛舵」的投票。

四、

選民意志被忽視、漠視,議員多獨斷獨行,代議政治(議會政治)是介乎專制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形態,距離民主政治的理想遠甚,遠的不說,即以上世紀而言,在五十年代之前,這種一般人口中的民主政治亦遭逢兩大逆流……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出現倒退或者徘徊不前。冷戰期間,西方「民主陣營」為了對抗共產極權,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亦大大削弱了「間接民主」(代議政治)。踏入九十年代,蘇聯,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冷戰結束,西方「民主陣營」重新整合,亦不過是重構國家秩序,從來沒有考慮由「間接民主」而「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不是一種烏托邦,它是可以實現的,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在近百年西方「間接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是「不思進取」;對於香港人來說,久病纏綿的「間接民主」竟變成一種最高的理想,仰之彌高。那些反民主的人不是反「直接民主」而是反「間接民主」;「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可以被曲解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一個不是由人民同意而產生的政府向一個局部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負責,這個笑話也真夠大的了。「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竟然可以有代表利益集團,「選民」人數少得可憐的「功能組別」選舉。有人主張二零一二年立法會全面直選,必定有人罵不仁,理由是安定繁榮可能不保,偏激急進的民主政治會引起社會動蕩。這是甚麼邏輯甚麼理論﹖真的又要罵娘。

更加諷刺的是,那些自詡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付出心力的人,竟然也同意這樣的謬論,甚麼「循序漸進」,人云亦云。「我們支持全面直選,但要考慮實際情況,全面直選不代表民主」,這樣的話出諸那些人人共棄的奴才口中,並不奇怪,出諸某些所謂泛民主派人士口中,卻是十分可恨。

直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見過一位「泛民主派」人士能深入淺出的講出代議政治的本質和缺憾。也許不是他們不懂,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敢以抗爭手段去實現民主的理念,這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也是民主派(人民民主專政)了!

五、

毓民過去一年的議會抗爭,喧喧攘攘,毀譽參半。議會外,民眾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對;至於主流傳媒則以偏概全,甚至刻意醜化;中共駐港喉舌,更是栽贓構陷,肆意抹黑,議會之內,建制派譴責毓民,卻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啟動連署罷免程序,把毓民掃地出門;但泛民主派陣營內鬥內行,加入譴責行列,落井下石,令人憤慨。然而這都無關宏旨,因為毓民揭櫫「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大纛,自覺覺他,希望可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毓民由時事評論而議會問政,服膺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理念,一以貫之。

回顧在立法會的一年作為,如果按照本文有關「議員」任務及代表性論述的標準,毓民當然不合格。

但是,為了向投票給毓民的選民表示負責,乃有《毓民議壇搞事錄》這本書的出版,毓民在立法會的表現如何,可由讀者根據本書所列舉的客觀的事實作主觀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