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06 傳媒的內部控制與自我檢查

2013.06.06 傳媒的內部控制與自我檢查

在 2013年6月6日17:29 由黃毓民網誌

– 「捍衞資訊、新聞及網絡自由」議案發言稿

 

主席,香港的媒體亂象在「六八九」梁振英上台後,越發荒唐,梁振英本人亦曾發出律師信恫嚇撰寫時論的人及報章。媒體本為社會公器,職司監看社會、監察權者之責,現在卻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氣壓所籠罩,部份媒體因此對社會上的不公義噤若寒蟬,甚或自甘淪為當權者的傳聲筒和打手。本席從事媒體工作、新聞傳播教育三十多年,對民國年代《大公報》創辦人之一張季鸞辦報的「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十分孺慕,而今天的香港媒體恐怕會視之為過時、酸腐的老教條,「黨、賣、私、盲」習以為常,資訊、新聞及網絡自由不單毀在特區專權政府手中,也是毀在自甘墮落的媒體手中。對於莫乃光議員的議案和多位民主派議員的修正案和論述,本席認為他們總是對媒體的自我審查說得不夠,有必要加以補充。

 

去年十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指,有四分一的受訪港人不滿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一半人認為本地的媒體和新聞受到審查,英國外交部引述港大調查的結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關注梁振英上場後,傳媒自我審查惡化,這正好應驗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外部控制加諸媒體      產生內部控制

 

根據新聞學的控制理論,媒體總會受到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外部因素的控制,影響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流通。香港媒體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因素是顯而易見的,蓋因大財團的樓盤、超級市場廣告是不少媒體的生存命脈,加上財閥和媒體老闆率多與中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部份媒體都甚少或低調地報道不利政府和財閥的消息。梁振英上台後,對媒體的政治控制更是明目張膽,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要政府參與輿論戰鼓動民意;廣播處長鄧忍光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特區政府拖延審批免費電視牌照,限制市場競爭等等,可見港共政權亟欲置資訊及新聞自由於重重枷鎖及牢籠之中。媒體高層所受的外來政治和經濟控制,最終轉化成媒體中低層的自我控制,資訊新聞自由在香港恐怕連「相對自由」也談不上。

 

本席在以往類似的辯論發言中,多次指出「內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對新聞自由的傷害是最大的。媒體老闆、管理階層或上司干預編採自主,是實然的現象,自有永有,要抵抗「內部控制」,除了依靠社會與學者的新聞評議,或消費者的覺醒,就要憑藉新聞工作者本身的良知。壹傳媒經常造謠、抹黑,無線電視晚上的資訊節目在報道葵涌碼頭工潮時污衊職工盟,亞視的時事節目抹黑學民思潮,都是「內部控制」的結果;而《明報》專題組記者追蹤梁振英大宅僭建事件,和星期二NOW電視台財經新聞中出現的「毋忘六四」斷頭詩,相信是出於新聞工作者的良知了。新聞工作者與老闆或管理層相比,實在是勢孤力弱,我們應該呼籲大眾支持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抵抗媒體內部的自我控制!

 

政制法制缺弊  資訊自由淪喪

 

幾位議員在修正案中都有提到「資訊自由流通法」及「檔案法」,本席當然贊成。美國一九六七年已有《資訊自由法》,向所有人開放政府的紀錄和檔案,英國亦在二千年通過相關法例。由於歐美政府須要保存及公開政府檔案,不少記者能從中揭發行政部門的弊案,保障人民的權益,包括七十年代從五角大樓文件揭發國防部透過媒體「美化」越戰、蠱惑人心的《紐約時報》前記者巴斯陶(David Barstow)。政府有告知的義務,人民有知道的權利,這是天經地義的。一月時政府曾準備收緊《公司條例》查冊,變相推行官方保密法,卻沒有資訊自由流通法平衡。那麼,如何確保政府克盡「告知的義務」呢?政府既非民選產生,法制亦殘缺不全,不論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利人民對「第四權」的行使。香港資訊新聞自由的淪喪,與政制法制的缺失,其實是互為表裡。

 

新聞學中有所謂媒介批判和消費權益,都是由人民本身約制媒體,也是一種公民權利的覺醒。當媒體受到政治、經濟、法律和自我的種種控制時,政治和社會上的反對派以至人民本身就要肩負起捍衛資訊和新聞自由的責任了!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