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4 為人辯寃白謗 第一天理

為人辯寃白謗 第一天理
— 致為公義而受逼迫的香港青年公開信

一.
去(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我曾打算把一些感想寫下來,除了是坦承失敗,痛切反省,認真檢討,更要向一直以來不離不棄的支持者交代未來去向。我也希望能夠為立法會唯一制憲本土派鄭松泰打打氣:「泰議員,你肩負著十五萬四千多位堅實選民的付託,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啊!」但是,當時很多人患了選後躁鬱症,而且病情不輕,我要說的話可能會令許多人感到不快(包括一些候選人)。由於選後要準備長達一個月的美加八個城巿「謝票之旅」,以及編輯、校正《從議會抗爭到司法抗爭–襲擊梁振英》這本六百多頁的「鉅著」,為免滋生紛擾,也就把寫文章的事情擱下來。經過半年的思想沉澱,加上最近一段時間,看到一個又一個年輕人被政治審判定罪,送入監獄,港共政權喪盡天良,與新一代香港人為敵,九十後、千禧後的青少年,因為痛恨港共政權而加深對中國的不滿,已是物理的必然。但是主流媒體刻意淡化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泛民主派昧於形勢,不但沒有伸出援手,也沒有表示哀矜勿喜的態度,卻與這些捍衛公義,勇武抗爭的青年劃清界線。

明儒呂新吾有「為人辯寃白謗,是第一天理!」之説,胡適生前最愛引用這句話,中華民國第一屆監察委員陶百川(1903-2002),曾經替《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雷震、被誣陷兵變的孫立人將軍洗冤,陶百川就是深受呂新吾這句話的影響:「從監察委員任內多年中收到的信件和接見的老百姓,我幾乎天天接觸到一些寃獄或不平,懍於職責和天理,我常常想盡我棉薄,助其洗雪」。
看到此間為義受逼迫的青年,孤立無援,受盡折磨,我除了口誅筆伐,什麼都做不了,內心十分沉痛!

時日曷喪,這是香港本土青年最艱難的時刻,我決定提筆寫這篇文章,向他們表達我微不足道但發自內心最真誠的關切。

二.
今天香港很多民主派政團,面對專權政府,理論應手,口號當行,卻沒有什麼祟高理想。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回歸」的意識形態,又使這些人無法擺脫「中國情懐」;組織政黨,參加選舉,並不是基於主體自由的自覺,以爭取民主精神,民主制度的實現,而是甘於劃地為牢,委屈求「存」;「仰體」中共領導人的對港「施恩」的同時,又期待其能「俯看民意」,使「高度自治」不要淪為具文。這些不中不西的政客,所謂「中國情懷」,所謂「民主回歸」,其實就是不敢質疑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承認中共是一個反民主的政權,於是一廂情願,「苦撐待變」,期待這個一黨專政的寡頭獨裁統治集團能夠「自我完善」;他們一廂情願的認為只要中共進行體制內改革,中國一旦民主化,香港雙普選自然水到渠成。

香港的「民主回歸派」顯然沒有從歷史吸取教訓。

中國大陸四十年代的所謂民主黨派,為共產黨鳴鑼開道,以為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之後,中國可以長治久安;中共建政初期,這些「民主人士」賣乖取巧,也得到了一些好處,到了五七年「反右」,全部被打成「右派」,身心受盡凌虐,有些人被「入住」秦城監獄,才真正領教中共的殘酷本質。

徐佛(復)觀先生在《中國政治問題之兩個層次》(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民主評論》二卷十八期)一文中指出:「⋯在大陸的時候一般搞黨派的人,因政協時代托共產黨的牙齒餘惠,沾得若干便宜,便得意忘形,至今尚以為一談民主便是搞黨,搞到了黨便可坐地分肥,不斷的發表黨派代天行道的怪論,而毫不知愧恥。殊不知民主下面的黨派,其政治上的地位,並非決於黨派本身,而係決於選民的抉擇,未經過選民的抉擇所取得的政治權利,從民主的觀點說,都是一種盜竊。民主需要黨派是為了便於選民的抉擇,並非以黨派代替選民的抉擇。」徐先生六十多前的文章,鞭辟入裡的分析,用來形容香港的「民主人士」三十多年來的言行,相信一樣確切。三十二年前(八五年)香港立法機關已經開始引進間接選舉,二十六年前(九一年)亦有部分議席直選;九七「回歸」已經二十年,請問說好的「民主」在那裡呢?香港的民主黨派爭取了至少二十年的雙普選遙遙無期,到了今天他們仍然不知愧恥,與港共政權勾肩搭背,脅肩諂笑,更以促進和諧為由,表示要給共產黨的奴才林鄭月娥機會和時間,去修補由港共政權一手造成的社會撕裂。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調侃香港「沒有選舉,連自由的靈魂也沒有」!這句話他應該要講清楚一點,那就是:「香港的民主派連自由的靈魂也沒有」!


>>攝於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民主黨領導層與中共駐港代表密室會談前(中聯辦照片)

二〇一〇年五月,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與中共密室談判,出賣「五區公投」,出賣「自由的靈魂」;二〇一七年三月下旬,中共欽點香港特首有了結果之後,在「赤色恐怖」陰霾密佈,政治檢控無日無之的「政治寒冬」之際,泛民主派政黨提出要與港共政權「和解」,出賣了因為捍衛公義而失去自由的青年義士,再一次出賣「自由的靈魂」!
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權利」。旨哉斯言!

香港前途就是葬送在這幫「以為一談民主就是搞黨,搞到了黨便可坐地分肥」的賣港賊身上!

看到此間泛民主派的不堪,顯示香港缺乏有崇高理想、明慧固執的政治反抗運動領袖,在泛民主派政客的心目中,最想做的是構築現實政治勢力,增加與權者討價還價的籌碼。這就是為什麼一到選舉就會喪失理智,散播謠言,抹黑對手,無所不用其極!打擊本土派比港共手段更加狠毒。「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楨被禠奪議席,泛民主派沒有強烈譴責行政、司法干預立法;但他們卻會覬覦出缺的議席,秣馬厲兵凖備參加補選。
當然,他們一定會告訴非建派的選民:這是關鍵一席,不能「益咗建制派」!

到了補選的時候,如果梁游宣布參選,要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議席,泛民主派的金主黎智英又會赤膊上陣,親自操刀,再寫一篇「不要讓陰謀論得逞」之類的文字,一如舊貫的毀謗、抹黑、抹紅:「收咗共產黨錢,鎅票,鎅民主派票,益建制派!」

三.
我很愛讀韓愈的古文,少年時代讀過一篇《柳子厚墓誌銘》,其中一段到今天還是能夠背誦如流:「嗚呼,士窮節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指天日涕泣,握手出肺肺肝相示,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少年時不求甚解,年紀愈大愈能細翫其意。從政之後更加明白「勢傾則絕,利窮則散」是什麼一回事。

政黨同志本來就為相同而團結,為同一理想即使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也要親愛精誠,更不可以輕言放棄。當年蔣介石被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出仼黃埔軍校校長,整軍經武凖備北伐,卻曾因飽受黨內譏評甚至抹黑一度請辭,中山先生在蔣的辭呈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總在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故不准辭職!」蔣亦懍於「安危他日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之義,排除萬難,勗勉奉公,終至北伐成功,統一中國。

如果不是「道義的結合」,而是「利害的結合」,即使同一陣營以至同一政黨的成員,很快便會因為私利私害而反目成仇,互相攻訐。我曾先後參與組織兩個反對派激進政團,亦曾領導選戰取得議席,兩次都是不歡而散,除了是我個人的性格缺陷所致,很多時候也是因為「同志間」的私怨發酵,於是感情萌動,理性止步,引發黨內鬥争,再由內部矛盾上升至敵我矛盾,最後分崩離析。我的性格似乎適合在政治路上踽踽獨行,無黨無派,「我為東道主」。然而,面對港共政權的專政,政治抗爭可以單打獨鬥,可以不需奧援的嗎?「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孤踪獨往,孤立無援,到頭來只會加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痛苦!人性的怯懦、醜陋在香港政治圈最為明顯,靠政治吃飯的固然是率多政棍,那些為了「嶄然見頭角」的年輕人,或者賣乖取巧,或者行險以僥倖,「倖進者」一旦在政治上稍有憑藉,志得意滿,則很快便變得面目模糊!

從事政治抗爭運動的人,沒有「依仁蹈義,舍生不渝」的自我期許,反而着重於現實利害,當然不會有不避豪強,勇於犯難的精神。


>>攝於二〇一六年九月四日,立法會選舉日

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揭櫫「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永續自治」大纛的「熱普城」,遭到嚴重挫敗,五區參選總共取得十五萬四千票,新界西鄭松泰以五萬四千票高票當選,其餘四區高票落選,我在九龍西僅以四百票之差輸了給初次參選的「青年新政」游蕙楨,結束八年的議會政治生涯。年輕選民「棄黃保游」,這也許是世代交替的結果。但投票前夕,泛民陣營以金主黎智英為首,利用其所卵翼的新舊媒體舖天蓋地抹黑「熱普城」,戴耀廷的「雷動計劃」更以「雙黃」(黃毓民及黃洋達)為主要打擊目標。去年九月五日上午,選舉結果公布一刻,在選舉中心的泛民中人如陳淑莊之流欣喜若狂,忘情地歡呼,「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其後更在「面書」上毫無顧忌的「情不自禁」流露對黃毓民敗選的「歡欣鼓舞」之情。

果然,泛民學棍、政客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追究黎智英、戴耀廷選舉舞弊(非法)行為,促使亷署立案調查,舉證困難,要將這些人繩之於法當然不容易,即使在政治道德上予以批判,恐怕也會換來「輸不起」的譏誚。毓民接受選舉挫敗的事實,亦已經公開表示由於努力不夠,令支持者失望,感到十分抱歉。「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永續自治」的主張得不到選民支持,公投制憲運動失敗,「熱普城」選舉聯盟解散。我則決意退出政壇,回歸文化傳訊及教學崗位。

四.
可是,「熱普城」陣營及支持者,頗有一些人無法接受選舉結果,於是懷憂喪志,甚或諉過於人;亦有人「於不疑處有疑」,製造影子敵人,動輒扣人「通匪」帽子;至於選舉期間的恩怨情仇,亦在社交平台喧囂、聒噪不已。最不堪的還是先在面書出現所謂「政治清算」,然後由虛擬而實際,對於曾經是同道的人「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清黨或清算,我都是不以為然,但也沒有責難任何人,倒是有人愈玩愈興奮,矛頭甚至指向 MyRadio 及我身邊的人,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最莫名其妙的是,我的秘書陳金在「毓辦」工作超過八年,一直堅守崗位,敬謹從事,從來𣎴涉入朋黨是非,她的「面書」內容只談風月,上載的照片都是吃喝玩樂,竟然也不容於某位「敵我分明」的「面書」朋友,有了第一次被「block」的經驗。原來搞清算是要寧枉毋縱。

他們是要向我傳遞一些什麼訊息呢?

莫非是「成功之前,我們絕對不能放棄清算」?

私怨、朋黨,埋沒了真相,也掩蓋了理性;這樣的人還可以相信嗎?

五.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台灣求學期間,一位基督徒長者送了一本《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給我,這是一本「解經」(聖經)的書,每日一篇按照經文內容,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勉勵讀者努力奮鬥的文章。我在香港小學、中學時代讀的是天主教學校,被基督宗教「熏陶」了許多年,聖經科成績也很好,但是在台北的那個時候(威權統治時代),每天都是去牯嶺街找被警總查禁的書來看,對《荒漠甘泉》自然興趣缺缺,直到七十代初在香港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從蔣經國的著作《風雨中的寧靜》中,知道蔣介石在每日每篇《荒漠甘泉》的文章都作批註,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於是便開始讀這本書,往後每當讀書仼事遭遇到困難,《荒漠甘泉》便成為我的「心靈雞湯」。

二月十日的《荒漠甘泉》:

「親愛的弟兄,不要為自己伸寃。」(羅馬書 12:19)
許多時候靜比動要費力,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對於那些一無根據的最惡最毒的控告,主始終「什麼都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要說」,以致審判官甚感稀奇,對於那些無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連旁人都會激起憤怒,可是主始終鎮靜,祂大有能力,纔能不動,凡曾受過冤屈、毀謗、虐待的,都知道維持鎮靜,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使徒保羅説:「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我。」(使徒行傳 20:24)
使徒保羅不是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傷害我」,傷害一是一件事,搖動又是一件事;使徒保羅的心頂仁慈,我們沒有讀過有哪一個使徒曾像使徒保羅那樣痛哭過。雖然保羅的心頂仁慈、頂溫柔,但是卻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他,他的看法和我們我們的看法不同,他不貪安適,他不以性命為念,他所追求的只有一件,就是對主至死忠心,要得主的喜悅。

從政十年(在議會八年),我兌現競選承諾,「顛覆議會文化,提高議事質素,加強監察政府」,於是左攻親共建制狗黨,右伐偽民主派政棍,批判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是聲色俱厲。我因而四面受敵,不單主流媒體一面倒圍剿,亦有建制泛民政客與及不少基督教人士加入討伐行列,企圖「消滅黃毓民」,去(一六)年九月四日他們終於「滅黃」成功。十年來,我曾受過不少寃枉、毀謗,甚至禍及家人,很多時候都會因而感到沮喪、失望,甚至憤怒;「為人辯寃白謗,是第一天理」,但是作為基督徒,則要聽從聖經的話:「不要為自己伸寃!」讀了《荒漠甘泉》二月十日這一篇,才知道含寃不伸,任人羞辱,即使遭到「最惡最毒無根據的控告」都不答辯,是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荒漠甘泉》這一篇文字,讓我在反省自己過去的思想和作為的時候,有更深入的體會與認識。

六.
「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楨被褫奪立法會議席,新界東、九龍西各一個議席需要補選,頗有一些支持者,與及不時在街上,也會有民眾表示希望我參加競逐,敗部復活,重返議會。我在很多場合包括網台 MyRadio 一再重申我不會參加補選,理由如下:

第一、梁游二人是民選議員,除了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1],不論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皆不可以禠奪其議員資格。二人因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入稟法院司法覆核,要求裁定二人宣誓無效,褫奪其議員資格,高等法院以至上訴庭,先後裁定梁游二人喪失議員資格,看來,二人的終極上訴(終審法院)很大機會被駁回。如果梁游二人被裁定褫奪議席定讞後,特區政府公布補選日程安排,相信梁游二人定必參加補選,基於政治倫理,我決計不能與梁或游去爭奪一個原本屬於他們的議席。

第二、去年我們參選是為了推動「公投制憲」運動,希望藉由立法會選舉「熱普城」五區當選,然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選舉結果,「熱普城」僅得新界西一區當選,「公投制憲」運動」失敗。參加選舉只是手段,爭取真正的自治才是目的。

我們不應亦不會為了搶奪立法會議席而參加補選。所以,我是不會參加將於不久之後舉行的立法會補選!
第三、「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換舊人」,香港政治現正處「世代交替」的時刻,像我們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不應阻擋年輕人的前路。我已經年逾耳順,逐漸走向古稀之年,而且有嚴重的眼疾,「三高」亦佔其二,是時候「向政治說再見」!

我要感謝上帝的恩典,祂安排我在這個時候退下火線,讓我可以更謙卑的生活下去,多一些時間陪伴家人,活到六十五歲了,試問有什麼比「含飴弄孫」更快樂!?

現在最想做的是多讀一點書,整理塵封的資料,希望可以發表幾篇有水平的學術(傳播)論文和中國近代史硏究的文章。

當然,我會繼續主持網台節目及撰寫時論;口誅筆伐、闢邪辨佞,四十多年來,始終如一。

説到告別政治,令我想起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九日,捷克總統哈維爾[2](V’aelav Havel)在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中心發表演說,這是他總統任內最後一次在美國的官方訪問,當日的講題是:「政治,再見」(A Farewell To Politics)。哈維爾是一個很特別的政治家,因為他兼具詩人、劇作家、異議分子及國家元首的多重身分;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所有演講文稿,都是自己撰寫的政治家。他是一位身體力行從事道德政治的政治家。他在演講中回顧總統生涯時提到「那時候,我變得對自己很沒有把握,也變得更加謙卑。⋯日復一日,我愈來愈擔心我無法勝任,或把事情搞砸。寫演講詞對我來說已心、是愈來愈艱難,每一次下筆,我只會愈恐懼我會一次又一次無可救藥地重複自己。我更害怕自己會可悲地缺少預期的能力,以致我多少顯得有資格擔任這項職務,以致我儘管有好好的信仰,也仍然犯上更大的錯誤,以致我不再值得信任並因而失去繼續擔任這項職務的正當性。⋯總而言之,我似乎愈來愈疑惑,面對我自己也不例外,我的敵人愈多,我就愈偏向他們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頭號敵人。我如何能說明我性格中這完全不可思議的發展呢?一旦我不再是總統,亦即明年二月初卸任後,也就是說,一旦我有時間從政治抽離一陣子,並與之保持某種距離,再一次恢復為完全的自由人,並開始寫作政治演說之外的東西時,我也許會進一步思考這問題。」哈維爾對政治和政治行為的深刻反省,凸顯他就是道德政治的實踐者。(他在《政治與良知》一文中說:「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

流亡美國的中國詩人貝嶺,是收錄哈維爾十三年總統任期中重要演講文章的著作《政治,再見》中文版編輯,他也曾經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在布格總統府專訪哈維爾。貝嶺在《政治,再見》中文版的序言説:「此刻,他強調了他將向政治告別,但是在一個如此危機、如此複雜、而且如此災難性的世界上,像哈維爾這樣一個集劇作家和知識分子特質的政治家,真能告別政治嗎?」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是《七七憲章》聯署人向當年的捷克政府遞交《七七憲章》文本三十三周年紀念日,哈維爾與其他聯署人一起前往中國政府駐捷克使館,遞交一封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抗議中國政府以言入罪,判處《〇八憲章》發起人,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十一年監禁。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哈維爾在家鄉逝世,這位推翻了共產主義制度的㨗克人民英雄,從事道德政治的政治家,終於真正向政治告别!

七.
我「向政治說再見」是指不再從政,退出政壇;包括不會參加或組織政治團體,不會參加選舉。

但是,我不會也不可能離開政治,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的意思;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人之所以不能離開政治,因為人不論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皆不能離開社會,不能離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人不能和鳥獸同群,我不與人打交道而同誰打交道?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需要提出什麼改革了!

很多人喜歡說:我很討厭政治。也有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員)説:香港太政治化!人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討厭政治,但是無法避開政治的影響。「天下有道」(民主政治實現),你可以過問政治,也可以不過問政治;你過問政治的時候,不會有人說不准你過問,不會有人說你「尋釁滋事」,或者被扣上「煽動顛覆」的罪名;你不過問政治的時候,不會有人強迫你非過問不可,更不會有人說你不「愛港愛國」。過問與不過問政治都是自由的選擇。

所以,我退出政壇,不等同於不再過問政治。香港正處於鉅變之中,多少年輕人墮入惡法網羅而被交付政治審判;正由於是政治審判,良心、理性、公義,都成為罪惡與羞辱;而真正的罪惡卻可以不被人民審判而繼續肆虐!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可以無動於中,可以不聞不問嗎?正如我在《從議會抗爭到司法抗爭-襲擊梁振英》一書自序說:「我們身處一個價值混淆,是非顛倒的時代,我們即使無法成為與魔鬼決鬥的勇士,但是在我們的前後左右,也決計不可以有安放魔鬼的位置!」

八.
去(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熱普城」公投制憲慘敗,本土民權運動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偽港獨派」梁頌恆游蕙楨二人當選後,躊躇滿志,乃至在宣誓就職「躁進」賈禍,被港共政權藉詞二人宣誓無效,入稟法院司法覆核,結果遭禠奪議員資格。本土派冒起短短未及三年,即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二〇一六年初旺角警民衝突事件,由於有不少警員受輕傷,被專權政府定性為「暴動」,不但親共政團及附共民間團體強烈譴責本土青年義士破壞社會安寧,必須嚴懲,連泛民主派政客亦陪着起哄,侈言抗爭必須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真不知人間何世!於是港共政權更加有恃無恐,濫捕濫告,「赤色恐怖」籠罩香港!

「回歸」二十年周年,梁匪振英任期屆滿前夕,香港開始產生大批年輕的政治犯!

看到很多年輕人因為捍衛公義而墮入惡法網羅,被投入政治黑牢,心𥚃十分難過。梁振英這個政治惡棍,羅織罪名,製造寃案,將一個又一個的大好青年送入監獄,真是神人共憤。

香港的本土民權運動艱難險阻,但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突破禁忌,打開缺口,港共政權寢食難安,假面被戳破後露出豺狼本相,氣急敗壞,再卑鄙、惡毒的事情也會做得出!

我在這𥚃呼籲各位年輕朋友,港共政權已決心盲幹到底,你們必須冷靜沉著,不能盲動,不作無謂犧牲;韜光養晦,休養生息不是退卻,在沉潛期間可以更加堅定信念;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時間在你們這一邊!

黃毓民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耶穌受難日 完稿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一)因嚴重疾病或其他情況無力履行職務;(二)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三)喪失或放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四)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五)破產或經法庭裁定償還債務而不履行;(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七)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2] 捷克斯洛伐克資深作家、劇作家哈維爾在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後,因為爭取言論自由受到政治迫害,多次被投入政治黑牢,一九八九年參與天鵝絨革命,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以和平方式推翻共產主義制度,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解體,捷克共和國成立,翌年哈維爾當選總統,二零零三年卸仼。二〇一〇年一月,參與《就劉曉波案致胡錦濤公開信》的聯署。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

2013.05.23 人民戰況:免死金牌文化

2013.05.23 人民戰況:免死金牌文化

在 2013年5月23日12:26 由 Wong Yuk Man網誌

太陽報  2013-05-23
A32 | 太陽虹 | 人民戰況 | By 黃毓民
一九八九年英國希斯堡球場慘劇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年發表一份最終調查報告,指出當天警方安排失當,以致秩序混亂,才釀成人踩人的慘劇,要為慘劇負最大責任,還利物浦球迷清白。報告還揭發警方其時有不少竄改記錄以至插贓嫁禍的惡行。前工黨內政大臣施仲宏形容,八十年代戴卓爾夫人政府強硬打擊工會,警隊瀰漫着一股culture of impunity(姑且稱之為「免死金牌文化」),有「鐵娘子」背書,不需向輿論壓力低頭,便可為所欲為,才令利物浦球迷蒙冤多年。

「免死金牌文化」不獨戴卓爾夫人時代的英國專美,在香港亦日見苗頭。梁振英上周四出席調景嶺明愛專上學院一研討會時,遇上學聯示威,有一名男總督察熊抱女學生示威者,且緊箍其胸部。之後有親政府傳媒引述資深警官意見,說警察職責乃維持秩序及防止意外發生,形勢危急、情況混亂時,警員難以分辨對方性別或身份,要迅速採取行動。但後來有更多圖片發布,顯示另有女示威者被男警官面對面拉扯,難以分辨對方性別之說,不能成立,而當天亦有女警在現場。

到了周日,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為此事解畫,指男警抱女示威者做法是否適當,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同一場合,拒絕回應事件。

黎棟國此番言論,似有暗示若情況許可,男警員是可以對女示威者上下其手的;再加上他早前就強姦案上升呼籲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的言論,飽受婦女團體批評,西方媒體包括法新社、《每日電訊報》和《華爾街日報》亦有報道事件。這種「怪罪受害者」的言論,若發生在其他文明國家,官員早已下台以謝公眾,他卻老神在在,依然故我。之後他再為總督察護短,亦不足為奇矣。

但論到「免死金牌文化」,大陸才是病入膏肓。上周海南省萬寧市揭發一名校長夥同公務員迷姦該校六名小六女生,翌日中央電視台報道,警方調查結果竟變成了是六名女生主動約校長「開房」!香港官員以至警務人員出錯濫權不問責的風氣不改,大陸這些荒唐事早晚在香港上演。

2013.05.16 要批評,也要有水平!

2013.05.16 要批評,也要有水平!

最近頗有一些人,對毓民提出的直接民主理念自覺或不覺地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毓民不厭其詳,將二零零九年七月出版的《毓民議壇搞事錄》代序 – 《代議士究竟代表誰》全文在此刊登,讓有心人仔細閱讀,亦有教育意義。

「代議士」究竟代表誰?

一、

民主理論先驅盧梭的「社約」與「總意」之說,對民主政治理論稍有研究的人耳熟能詳,但是他另外有兩點意見卻一直為人所忽略。第一:他認為代議制度只是介乎專制與民主之間的一種政治形態。主權不可出讓,意志不能代表,所以不應有甚麼代議制度。盧梭主張立法必須由人民親自審批,否則應視為無效。第二:他認為政黨非民主政治所應有。政黨對其組成分子代表「總意」,對國家則代表一種「私意」。他說「一有政黨,已不復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投票者,而變成有多少黨乃有多少投票者。」盧梭主張全民政治、直接民主,他的理論一直都有許多爭辯與誤解,他顯然是反⋯⋯對代議制度與政黨政治,可是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一般人所瞭解的民主政治,正是以盧梭所不喜的議會與政黨為其體制之骨幹,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人民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盧梭對議會與政黨的意見不但被忽略,甚至被竄改。法國大革命是在盧梭的影響下發動起來的。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主要內容,是盧梭學說的複述,但是《宣言》第六條說到法律為「總意」的表現時,竟然是這樣解釋的:「所有公民均有權親自或經由其代表參與法律的制訂」。這個「或經由其代表」是主,「公民親自……」則成具文矣!在一七八九年那個以馬車為陸上最便捷交通工具的時代,把盧梭的「直接民主」理論暫時擱置是合理的,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互聯網傳播時代,人們便不應對盧梭的卓越意見不屑一顧了。

引述盧梭有關政黨與議會的意見,無非是要說明以政黨和議會為體制骨幹的民主政治不但落伍,而且捉襟見肘的這個時代,香港仍然在為立法機關的直選議席數目多少而爭論,甚至有人將其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次,足見香港政治之不堪。

二、

關於議會的性質,議員的任務,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委派說」(Theory of Delegation),另一種是「信託說」(Theory of Trusteeship),或曰「個人判斷說」(Theory of Personal Judgement)。

「委派說」認為議會為純粹的民意機關,議員應以轉達(反映)民意(選民意志)為職守;議員由選民「委派」出來,代表選民的主張及利益,選民可以「主人」身份命令議員。「信託說」則指議會為具有自身權力的政治機構,議員應該用他個人的智慧與能力替國家也替選民服務;議員既為選民所信任,並以國事全權託付,選民便不應對議員的獨立行動及意見再加限制或干涉。

「委派說」與「信託說」僅屬理論上的辨析,在實踐上卻並非清楚判然。即如英美而言,美國較英國略近「委派說」,而英國由於行政立法控制在一個黨(執政黨)的手,比較接近「信託說」。

事實上,西方的民主國家,往往因為國情不同,取法亦有異。不過大多數的國家,都無法清楚顯示究竟是接近那一方面(委派說或信託說。)選舉期間,候選人要票的時候,當然是口口聲聲反映民意,一旦當選,選民便像敲門磚一樣被拋棄了。換言之,兩種說法都變成手段,而非目的。

英國著名保守政論家勃爾克(E.BURKE)在一七七四年曾經這樣說︰「議員不能把他公正的意見,他成熟的判斷,他開明的良心,來犧牲於選民,犧牲於任何人或任何團體……民意代表給予選民的,不只是他的辛勞,同時還有他的判斷,如果他把他的判斷犧牲於(選民)的意見,他不是替選民服務,而是出賣了選民。」這是「信託說」的代表主張。

不幸的是,西方民主政治一直是遵循勃爾克指示的道路走。

「信託說」假定選民無知,議員優越;「選舉一結束,專政即開始」。勃爾克認為議員不能將個人的判斷犧牲於選民的意志,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在實踐上卻是「著有成效」。

在理論上很容易擊破「信託說」,因為此一說法如建立在非民主的假定上,則民主政治可謂全無可能,一無是處。如果上述假定不能成立,則「信託說」本身便不攻自破了。選民如真屬無知,又如何能把真正優越的議員選出來?選民意見如果是不可靠的,為什麼他在投票時的意見偏偏被認為可靠(「神聖一票」)?人們實在很難想像一大群「無知的選民」,竟然可以把單獨一個絕對優越者選舉出來!

議會政治(西方民主政治)在實踐上一直是走著勃爾克指示的道路。即使議員虛懷若谷,誠心誠意的希望能以他代表的選民意見為意見,事實上他也無法做得到。「主人」那麼多,眾說紛紜,無所適從;他要處理的公共事務不是一件,而是千百件;眾多的「主人」對各種公共事務亦有不同的意見,於是更加複雜。試問他如何取捨。「委託說」在實踐上的困難在此,選民給議員的委派,不是像主婦吩啡菲傭「你替我去買一打可樂」那麼簡單。許多意見不同的人,委派單獨的一個代表,去處理許多複雜的事務,終究不可能。議員代表的多數,不是全體。他要測知選民的多數意見,有何把握?對於民意趨向,議員還是要憑藉「個人判斷」,判斷難免錯誤,除非在議會每次表決前,他先到自己的選區內把選民召集起來先舉行一次投票。

三、

民意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即使議員願意代表民意,他也無法代表。多數的時候,連「願意」也成問題。只有一個動機使議員願意留心民意,那就是下屆準備連任。如果距離改選之期尚遠,議員傾向「獨行獨斷」。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同為民選,後者比較留心民意,因為任期短得多。議會政治的實踐與民主政治理論真是扞格不入。

有人或許會說,議員在競選時發表意見,選民選擇與自己意見相近或者相同者,於是他當選後在議會所持意見,自然會所持意見,自然會與他的選民相同或相近了。然而候選人的所謂政綱,通常是模糊、抽象;選民在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很多時都是「選黨」、「選人」多過「選政見」。

候選人的政綱大同小異,而喜歡亂開多數不能兌現的「支票」;久經選舉歷練的選民,對於所謂競選政綱領並不重視。

即使候選人的政綱真的是花了心思,表達他所關切共尋求解決的問題,但是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可能只同意一部分而反對另一部分,總不能在甲問題上選甲候選人,乙問題上選乙候選人。如果對所有候選人的政綱都不滿意,是否乾脆不投票?還有的是,如果議員當選後出現多數選民的意見改變而議員不變,或者議員的意見變了而多數選民的意見沒有改變,又將如何?

競選時的政綱不可靠,只是說議員的意見可以改變,還未說到操守,對一個人操守的認識,較諸對其意見的瞭解更為困難。君子可以欺其方,更何況只看候選人「表演」的選民。在「金權政治」的國家,議員的操守是會受到質疑的。如果議員從頭到尾就準備為利益集團服務,他當選後隨時可以把選民出賣而不需負上絲毫的法律責任。即使不賄選,競選也很花錢。如果錢是自己出的,這「血本」要怎補償呢?錢是別人出的,當選後受制於「金主」,又有甚麼出奇?台灣、日本的「金權政治」下的官商勾結,所謂民主不過是重商主義的裝飾。

香港過去在擅專殖民政治體制下,官商勾結「制度化」,人們或許視為應然,但是標榜政府開放、負責,立法機關又有民選議員的今時今日,官商(政商)勾結一樣存在,便很可疵議的了。

西方議會政治不能避免官商勾結,選民對於存心欺騙的議員毫無辦法,《陽光法》(公佈財產)、《政治捐獻法》、《遊說法》等,也都只能對於政官勾結略作限制而已。他們還可以通過議會黨團的合縱連橫,妥協交換,欺騙選民。

選民還有甚麼憑藉呢?看看候選人過去的紀錄吧!但是此一較為可靠的憑藉一樣有問題。新人固然「零紀錄」,選民對舊人一樣是知得不多,大多數選民對於自己所選的議員在議會的言行紀錄無法詳細知道,遇著擅於「做騷」的議員,更是「所知不確」。

選民在投票之時,如果「選人不選黨」,憑甚麼作為選擇的指標呢?如果希望候選人能代表自己的意見,恐怕投票只是一種馬虎的選擇。

不過,議會政治終究優於專制、極權政治,雖然距民主政治理想遠甚,亦不是沒有優點,否則便不會行之久遠。議員人數多,便包含各種不同的意見,綜合調和的結果,會使選民發現他自己選區的議員不能代表他的意見,卻有別個選區的議員「所見略同」。各種民意勢力都能在議會找到或多或少代言人。此外,議員在議會辯論,也可以「看風駛舵」的投票。

四、

選民意志被忽視、漠視,議員多獨斷獨行,代議政治(議會政治)是介乎專制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形態,距離民主政治的理想遠甚,遠的不說,即以上世紀而言,在五十年代之前,這種一般人口中的民主政治亦遭逢兩大逆流……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出現倒退或者徘徊不前。冷戰期間,西方「民主陣營」為了對抗共產極權,政府權力不斷擴張,亦大大削弱了「間接民主」(代議政治)。踏入九十年代,蘇聯,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冷戰結束,西方「民主陣營」重新整合,亦不過是重構國家秩序,從來沒有考慮由「間接民主」而「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不是一種烏托邦,它是可以實現的,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在近百年西方「間接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是「不思進取」;對於香港人來說,久病纏綿的「間接民主」竟變成一種最高的理想,仰之彌高。那些反民主的人不是反「直接民主」而是反「間接民主」;「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可以被曲解成一個四不像的怪胎。一個不是由人民同意而產生的政府向一個局部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負責,這個笑話也真夠大的了。「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竟然可以有代表利益集團,「選民」人數少得可憐的「功能組別」選舉。有人主張二零一二年立法會全面直選,必定有人罵不仁,理由是安定繁榮可能不保,偏激急進的民主政治會引起社會動蕩。這是甚麼邏輯甚麼理論﹖真的又要罵娘。

更加諷刺的是,那些自詡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付出心力的人,竟然也同意這樣的謬論,甚麼「循序漸進」,人云亦云。「我們支持全面直選,但要考慮實際情況,全面直選不代表民主」,這樣的話出諸那些人人共棄的奴才口中,並不奇怪,出諸某些所謂泛民主派人士口中,卻是十分可恨。

直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見過一位「泛民主派」人士能深入淺出的講出代議政治的本質和缺憾。也許不是他們不懂,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敢以抗爭手段去實現民主的理念,這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也是民主派(人民民主專政)了!

五、

毓民過去一年的議會抗爭,喧喧攘攘,毀譽參半。議會外,民眾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對;至於主流傳媒則以偏概全,甚至刻意醜化;中共駐港喉舌,更是栽贓構陷,肆意抹黑,議會之內,建制派譴責毓民,卻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啟動連署罷免程序,把毓民掃地出門;但泛民主派陣營內鬥內行,加入譴責行列,落井下石,令人憤慨。然而這都無關宏旨,因為毓民揭櫫「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大纛,自覺覺他,希望可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毓民由時事評論而議會問政,服膺民主自由、平等公義的理念,一以貫之。

回顧在立法會的一年作為,如果按照本文有關「議員」任務及代表性論述的標準,毓民當然不合格。

但是,為了向投票給毓民的選民表示負責,乃有《毓民議壇搞事錄》這本書的出版,毓民在立法會的表現如何,可由讀者根據本書所列舉的客觀的事實作主觀的判斷。

我的未來路向 – 黃毓民

自二零零六年十月毓民與陳偉業、梁國雄等人創立社會民主連線後,一直遭中共極權主義者及特區專權政府、主流媒體以至親泛民主派媒體打 壓。二零一零年發起「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乃至二零一一年退出社民連組成人民力量發起「票債票償」運動及二零一二年代表人民力量參與立法會選舉期間,對 毓民的污衊及恐嚇更是無日無之,不但家人要為此承受極大的痛苦,毓民本人更是身心俱疲;今年三月廿二日蕭若元先生在其網台節目「風也蕭蕭」中宣佈將會結束 香港人網,隨後公開批判毓民對「佔領中環」的立場,及指責人民力量的領導層不公義,並呼籲人網支持者以後不要支持毓民,部份支持者因而質疑甚至攻擊毓民, 更有不少網民在香港人網討論區或揑造事實,或構陷羅織罪名,對毓民作人格謀殺,迄今未歇。

 

「消滅黃毓民」是毓民年前一個「棟篤串」表演的主題,本來是自嘲,結果卻原來是某些人一直以來處心積慮的「工程」,真是「一語成讖」!

 

人 民力量在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贏取三席以後,已經是泛民主派中不容忽視的一股進步力量。毓民自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票債票償」運動後,已絕少參與人民力 量執行委員會的決策,鮮有出席執委會會議,希望讓有豐富政治經驗的陳偉業兄和前線召集人甄燊港兄指導年輕人自由地發揮所長,毓民則專注於議會和論述工作。 在這次風波以後,或許會有部份支持者對毓民不諒解;而人民力量亦因蕭若元先生一人的作為,有陷於分崩離析的危機。明儒呂新吾有「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 理」之說,但是否有人為毓民辯冤白謗並不重要,人民力量執委會橫生肘變,影響團結,毓民無辜身處風暴中心,令相當多的支持者感到困擾,人民力量領導層必須 戒慎恐懼,予以嚴肅回應。即使如此,毓民今天仍然十分感激蕭若元先生多年來曾對進步民主力量的仗義相挺,亦完全尊重蕭若元先生停播人網的意願。至於有人基 於移情作用,對毓民批判嚴厲,只要是出於客觀事實、或為了進步民主力量的發展而「恨鐵不成鋼」,毓民必然虛心接受。

 

一直以 來,毓民倚靠與梁錦祥等人創辦的網上電台MyRadio發聲,宣揚民主、抗爭及本土理念。MyRadio資源匱乏,必需四出張羅經費,幸好有不少支持者慷 慨解囊才能勉強維持。MyRadio現在與毓民創辦的普羅政治學苑在旺角共用毓民有份持有股權的物業作辦公室,實際上擁有過半業權的蕭若元先生在宣布結束 香港人網後,曾公開聲言將不予續租,九月租約期滿,MyRadio及普羅政治學苑必須搬出上址,另覓棲身之所,否則網台勢將停播,學苑勢將停辦。

 

毓民於二零一一年七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一案將於四月底宣判,大有機會被定罪甚至被判監禁,建制派議員便會乘機發難動議禠奪毓民的議員職務,把進步民主力量在議會中滅聲。目下風雨飄搖,進步民主力量的處境相當凶險,毓民不得不痛切反省,並決定未來路向。

 

 

 

 

二.

 

以 民主黨為首的偽民主派,在二零一零年提出開時代倒車的偽政改方案,擴大功能組別,引入篩選機制,為未來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鳴鑼開道;其他民主派面 對特區專權政府時也是進退失據,整個民主運動彷彿魂不附體,毓民認為乃是因為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欠缺崇高的政治理念和踏實的政治論述。所以,他們之中有人既 爭取民主,又接受人大釋法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既要反對政府,又不參與拉布阻止惡法通過;既反對財團壟斷經濟,又支持領匯上市;既要紓解貧窮,又反對全民 派錢,立場忽左忽右,言不及義,語焉不清。如此民主派,如此特區政府,民主運動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猶如漫漫長夜,不見一炬之明!

 

雖然近年香港的民氣上揚,集會遊行示威頻繁,但始終缺乏完整、堅實的政治論述基礎,無法鼓動風潮,造成時勢,許多參與者對民主運動的目的和手段莫衷一是,既不能自覺,又不能覺他,民主運動的發展遇上瓶頸,無法突破。

 

二零零七年民主派參與小圈子特首選舉、二零一零年有民主派反對五區公投而支持偽政改方案等等,這些事件都令毓民對民主運動的不斷下落感慨萬千,唯有寄望從事民主運動的年輕一代能夠另闢蹊徑,破舊立新,不再重蹈民主派過往二十年的覆轍。

 

三.

 

自 出身港共系統的梁振英上台後,教育局硬推軟銷洗腦國民教育,蠱惑青少年認同極權中國;水貨客乘自由行一簽多行之便,擾亂公共秩序;土共外圍組織橫額霸佔街 道,執法部門視若無睹;警方肆意阻撓記者採訪,甚至有土共外圍組織成員毆打記者 …… 凡此種種,都是黨國大陸劣質文化大舉入侵香港的病癥,香港自由、人權和法治等核心價值快被侵蝕殆盡。

 

政治評論家李怡曾在二 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後說:「民主黨與支聯會領導層重疊,以平反六四作訴求,而歷年沒有咬緊反高鐵、反港深一體化、反自駕遊、反雙非和反國教等議題,加上與 中共妥協,是在形勢上失去支持的最重要原因 …… 未來在中共直接插手香港政事和梁特緊密配合之下,加上立法會建制派勢力增加,議會和社會的激進抗爭不可避免成為趨勢 ……現在是香港人自顧不暇的時候,保住香港核心價值,守護我們的家園不被過度侵犯,守住香港這一制不被『一國』的污泥濁水冲垮,是香港人的當前急務。我們 不是不關心中國所發生的不公不義之事,但我們關心的出發點是要向中共顯示我們與他們不同的價值觀。歸根究柢,民主的目的是自主和守護家園。」大中華意識主 導的主流民主派,並不反對與黨國大陸的「中港融合」,即使港人生活被高租金、奶粉荒、有毒食品等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仍然空談「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包 容」論,漠視香港人的生活被中共戕害,繼續奢談「爭取香港民主也是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幾乎把爭取民主變成與民生互不相干的離地中產議題。

 

曾 幾何時,毓民也曾深信海峽兩岸四地的「民主統一」是中國未來的出路;然而,幾十年來,中共政權的「封建法西斯布爾什維克」本質絲毫未變,近年在香港更是明 目張膽,撕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承諾,所作所為令人深惡痛絕;由是毓民深感民主運動必需從本土權益出發,把民主和本土民生連結起來,才 能喚醒普羅大眾,讓他們明白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障本土權益、抗拒中共的侵犯,建構理想的香港社會。所有爭取民主、參與抗爭及本土優先的同路人,必須互相 奧援,毓民亦必定傾力支持!

 

四.

 

人民力量成立 之初原由普羅政治學苑、選民力量、前線及香港泛藍組成的階段性合作聯盟,並非政黨,只可以說是一面「本土」、「反共」立場鮮明的旗幟。人民力量延續二零一 零年「五區公投」的本土民權運動精神,參與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及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而毓民亦在去年九月二日的選舉造勢大會上莊嚴宣示:「香港要繼續 保持原有的尊嚴,繼續保持原有珍視的價值。如果你要我承認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才是中國人,我寧願不做中國人,我是香港人!打倒港共政權!」結果,人民力量在 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成功贏取三席。人民力量實在有需要重組架構,由合作聯盟轉型為揭櫫「本土」、「反共」大旗的政黨,繼續奮起前進。

 

自 毓民在上屆立法會發起議會抗爭後,建制派亟思收緊議事規則,封殺進步民主派的合法抗爭,先是在二零零九年與民主派四名議員聯手將主席驅逐行為不檢議員擴及 事務委員會主席,後在二零一二年與主席曾鈺成串謀「剪布」。今屆的立法會新增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在分組點票機制下,民主黨何俊仁、涂謹申及民協馮檢 基三票形同廢票,而地區直選泛民議席則僅過半數。議會抗爭的空間愈來愈窄,但人民力量、社民連等四人將於四月杪就財政預算案發起拉布戰,向特區政府爭取每 名市民派發現金一萬元或實行全民退休保障,抗爭到底!

 

 

 

五.

 

普羅政治學苑沒有在新一屆人民力量執行委員會提名人選,回歸純粹的政治培訓、文化學術範疇,旨在啟蒙普羅大眾,培訓政治人才,奠定理論基礎,加強政治覺醒。有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政治論述,才看得見政治願景,普羅大眾就會了解、認同和參與政治運動,最終推動社會的變革。

 

本 屆立法會議員任期內,毓民仍然以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成員身份,追隨以陳偉業議員為首的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繼續從事議會抗爭。在議會以外,毓民未來會繼續 致力於爭取民主和捍衛本土權益的抗爭運動,經營普羅政治學苑及MyRadio,鞏固此一培訓、論述和宣傳「本土民主運動」的平台。

 

普 羅政治學苑將會舉辦有關政治理論、公共政策和中國近代和香港本土歷史文化等課程,也會邀請學者舉辦論壇及講座,啟迪民智,培育年青一代。毓民常言,投身政 治的年輕人應勤加學習,努力上進,多讀歷史和政治基礎理論;二十多年前,毓民曾在專上學院任教,輾轉多年重執教鞭,就是因為相信只有年輕人的熱情和活力, 才能為香港民主運動繼志述事、開創新局,打倒港共的政治專權及財閥的經濟壟斷!

 

孫中山先生嘗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總在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今天毓民亦以此自勉,願與所有抱持民主和本土理念的港人一同奮鬥,實現理想!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普羅政治學苑啟動宣言

反對黨國極權,實現普羅民主

普羅政治學苑啟動宣言

 

一.

普羅政治學苑的英語名稱為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Proletariat出自拉丁語Proletarius,意指古羅馬社會最低層的人民,其字源是Proles(子嗣),意味他們的唯一貢獻是添丁,增加奴隸人口,語帶輕蔑,後來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以Proletariat(無產階級)一字形容沒有資本及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Proletarius套用於中文的語境,就可譯作普羅大眾或平民百姓。

 

在二十世紀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一九八四》[註一]裡大洋國的人民分作三等:核心黨(Inner Party)、外圍黨(Outer Party)及無產者/普羅大眾(Proles),但這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上中下階級結構:無產者/普羅大眾的物質生活條件,反比外圍黨員略佳,所受的國家機器監控,和行為規範,亦不如外圍黨員所受的嚴密。今天華文世界常把《一九八四》中的Proles譯作「無產者」;台灣解嚴前的媒體恐被投進國民黨的「文字獄」,就將之譯作「普羅大眾」,錯有錯着,確切地反映了大洋國的狀況。

 

今時今日,大家都說《一九八四》是一本反對極權主義的小說,不過大洋國的階級結構,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所形容的「後極權主義」社會相似,故事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夫說道:

……照顧家庭子女、跟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總是有幾個思想警察的特務在他們中間活動,散佈謠言,挑出可能有危險的少數人消滅掉。但是沒有作任何嘗試要向他們灌輸黨的思想。普羅大眾不宜有強烈的政治見解。對他們的全部要求是最單純的愛國心……即使他們有時候也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不滿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他們沒有一般抽象思想,他們只能小處著眼,對具體的事情感到不滿。大處的弊端,他們往往放過去而沒有注意到。大多數普羅大眾家中甚至沒有螢光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們……

 

中國大陸的基層及中層的共產黨員,現在也許不會像大洋國的外圍黨員般受到嚴密監控,受極權手腕壓制的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和上訪普羅大眾。其餘的老百姓,就以物質生活的改善,及廉價的國族仇外思想麻痺之。香港當下的政治形勢日益凶險,港共步步進迫,我們自由民主的社會正慢慢倒退至大陸般的後極權社會,少數勇敢的抗爭者官司纏身,更被主流傳媒誣蔑抹黑。未來香港或會淪為一個普通大陸城市,參與政治的人要在絕境中繼續負隅抵抗,爭取應有的自治權,在香港實現民主,不能只靠匹夫之勇,自當豐富學養,加強捍衛公義的論述能力,自強不息。

 

毓民往後日子將會專注普羅政治學苑的發展,自覺覺他,為民主運動及公民社會培育政治人才,正如溫斯頓‧史密夫所言:

只要能夠有辦法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只要願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黨打得粉碎……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永遠不會造反;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

《一九八四》的結局叫人絕望。香港會否步大洋國後塵,端看港人的抉擇。在○三○四年的七一大遊行,以至去年(二○一二)的反國民教育洗腦運動,都彰顯了普羅大眾的力量,只要將民主民生議題回歸到本土政治,並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則本土民權運動必然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二.

香港三十多年來民主及社會運動之弊病,不單是香港社會之歷史共業,亦涉及香港人的知識論缺失。

 

據《孟子‧滕文公下》的記載,孟子的門生陳代勸其師:「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意思是:「手段上稍為打點折扣(枉尺),而能達到正確而遠大的目的(直尋),應當是可以做的。」孟子不以為然,反駁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堅決手段與目的不可分,壞的手段是不能達到好的目的。在《孟子.公孫丑上》裡他亦有告誡道:「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台灣評論家南方朔批註曰:「像孟子這麼講究手段正當性的思想家,他乃是古代的第一人。只是這種思想也未發揚光大,因此近代中國的政治遂道德敗壞,充滿了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惡劣例證。」[註二]

 

香港人素來現實功利,對香港社會繼承下來的西式制度、文化及價值觀,以拿來主義、實用主義的態度運用,省卻了文化本體論、全盤西化論或「中體西用」論爭議的時間。壞處是沒有原則及堅持「手段正當性」的理念。例如近年西方經濟不景,同時大陸表面風光,便有部份香港人便視為新崛起之「強勢文化」,以為可以「東風壓倒西風」,於是勢利地迎合之;甚至主流「泛民主派」的已故大老,面對民主運動苦無寸進的困局,竟也打倒昨日之我,枉尺直尋而妥協去也。[註三]

 

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語出《論語‧為政》)。近代學人楊樹達批註(《論語疏證》)曰:「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

 

香港某些曲學阿世的社會科學「泰斗」、主流「泛民主派」的學人們及政客,把自己深信的「結構功能主義」(從而衍生出「功利家庭主義」,合理化香港人的保守及政治冷感,並以此為參與創立功能組別,和建議成立臨時立法會之依據)、「路徑依賴」理論(結果引申出,長期失敗的「寸土必爭」戰略,最終以私自乞和,通過偽政改方案,撕裂民主運動收場)與「民主回歸」論(因此年年復年年,寄望於中共內部的「進步力量」,又年年復年年的一再落空),當作是金科玉律,對時代潮流及大勢之巨變,視而不見。霸着茅坑不拉矢,終於浪費了公民社會,三十多年的光陰,誤盡蒼生。這正是「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

 

近代至今西學東漸,自甲午戰爭後,年輕學子莫不對西學趨之若騖,越前衛激越的思想,越受歡迎。胡適曾如此回應這現象:「成見不能束縛,時髦不能引誘」。在他的時代,共產主義就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望風而附者,不計其數。胡適的這番說話,當時的年青人當然聽不入耳。他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反動派」,當中共席捲全國,他乘桴而去,離居美國。四九年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驗,為中國帶來無窮的劫難,引證了胡適當初的判斷。

馬克思當年撰寫《資本論》及《共產黨宣言》,乃是回應歐洲資本主義加上工業革命,加深了貧富懸殊現象,有其客觀歷史發展的應然。但把埸境放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 ── 一個民族工業資本尚在萌芽狀態的古老國度 ── 是否適合呢?當然後來毛澤東不讀死書,中共的革命改以農民為本,使他可以從「國際派」手上,奪得中共的領導權,繼而奪取政權。但他後來把自己的思想化為絕對的教條,意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為共產主義天堂作出預約,結果天堂不能至,億萬人民卻在煉獄裡輾轉呻吟了數十年。

 

今天共產主義,不再是青年學子間最時髦的思想了。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主義」,香港大專院校的哲學系,傳統以英美分析哲學為主導,對「後現代主義」背後的歐陸哲學,嗤之以鼻,認為他們語意含混、邏輯錯亂。哲學系與文化研究系,幾至老死不相往來。但兩派哲學的分歧,也是有其歷史因素:先是歐陸自十八世紀未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時英美兩地走上相對較為改良的路線。既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歐陸哲學自然是較為傾向「懷疑一切、批判一切」。

 

再者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現代武器,以至一些本是非戰爭用途的科技產品,例如倒刺鐵絲網 ── 科學理性的副產品 ── 帶來大規模的殺戮與破壞,而二次大戰期間納粹黨的種族滅絕,最終用上了最有效率、最合乎「工具理性」的毒氣室,殺人數以百萬計,冷戰期間先後對蘇共及中共的幻滅,凡此種種加深了歐陸知識份子對啟蒙運動價值觀的質疑。而香港政府及大企業,其日常運作,也是以「工具理性」為主導。香港人常常「理性」(實質的潛台詞是「不要激烈批評及反抗」)掛在嘴邊,而不知理性也有其黑暗面,也不知啟蒙運動時的理性主義,有反抗權威的意味,可謂無知。

 

人類歷史上的各派思潮,皆有其承傳。如吸收新思想,不探究其根源,只會是活剝生吞、鸚鵡學舌,最後流於淺薄。後現代主義旗手之一,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論說,由語言學入手,批評以非黑即白二元對立論為基礎,之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亦有形容,西方思想「宏大論述」(Grand Narrative)的瓦解。影響所及,香港的社會運動,充斥著高舉「多元」、「包容」及「尊重差異」的理念;如果有人堅信自己的路線,比別人更正確及有效,又或提供一套概括香港現狀,再提供出路的完整論述,就會被人指控唯我獨尊,甚至被稱為是教主。

早在二○○五年,葉蔭聰在「獨立媒體」網站〈誰的包容與尊重?———歪讀公民教育委員會「社會共融」短片〉一文裡[註四],對此種風險,已有十分精闢的描述。

 

葉君以當時公民教育委員會新一輯的「社會共融」系列短片[註五]為例,兩段短片鼓吹「尊重」與「包容」,其實暗指「縱使你我的背景、信念、立場或喜好不同」,各位香港同胞,請「包容」一下我們委員會繼續宣揚愛國教育吧[註六]!

 

葉君之後指出在現代西方哲學界,批判把「包容」的概念,推至極端的學人,大有人在。他舉了兩個例子,僅擇其一例以說明之:

 

齊澤克(Slavoj Zizek)……這位斯洛文尼亞哲學家……十分留意我們身邊慢慢出現的這種「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的文化,他稱之為去除咖啡因(de-caffeinated)的世界[註七]。

 

他說,任何人的信念、立場及價值,其實都具有激情與動力,互相碰撞雖不必你死我亡,但造成各種文化震盪與衝突其實是無可避免,當代社會……(卻)把自己及別人的所思所想,化成一種「觀點」,一種「見解」,或一種「生活方式」……所以,不同意見的人……只要不太激動,便可共享太平。

 

齊澤克反對這種多元文化主義,鼓吹一種具有激情的鬥爭與結盟,勸自由派知識分子不要空想一個沒有衝突的世界……

 

當然,香港的社會運動青年們,未至於空想出一個,沒有衝突的香港社會。但是他們,卻是在偽政改方案通過後,仍一廂情願的,試圖建構出一個,沒有內部衝突的香港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他們不是不知道主流民主派之痼疾,甚至也有著文批評,但經當事人不痛不癢的回應,便再無下文[註八]。選舉一到,便繼續含淚投票、拉票。面對有人奮起挑戰主流民主派之霸權、發動票債票償運動,他們視之洪水猛獸,民主運動內的一些死忠支持者,對偽政改方案的「憤怒與動力」,被他們形容為「教徒」、「人粉」。

 

他們卻忘記了「教徒論」,與「蝗蟲論」一樣,都是社會學家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所形容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現象[註九];薩伊德 (Edward Said)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兩書中所描述,西方傳統學界及主流媒體,如何塑造非西方的「套版印象」(Stereotype);亦有如杭士基(Noam Chomsky)在《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如何潛移默化的「製造共識」,最終「成見即真實」(Perception is Reality) ,例如一提到巴勒斯坦人,就聯想起恐怖份子 ── 本人的支持者是「教徒」,暗示他們全無獨立思考,只知盲從附和,是一種人格謀殺 ── 此凡種種,都是主流建制醜化弱勢群體,及非西方「他者」的手段。

 

近來陸客與港人的衝突,日見嚴重,面對陸客的缺德及非法行經,甚至出現了疑似拐帶港童、食肆懷疑出現坑渠油之傳聞,但本地執法機關的愛理不理。有市民自發組織街頭抗爭,所喊出的口號,時有過激之處,招來社會運動人士之非議。陳雲提出以「導正民粹」之名,吸納這些民間的「憤怒與動力」進入群眾運動,雖有其兵行險著之處,但總比這些「憤怒與動力」無處宣洩,遭「愛護香港力量」之流所收編為佳。不過這番苦心,不為社會運動中人所諒解。陳雲也被打為「教主」,他的支持者又被打為「教徒」。

 

誠然也有毓民的支持者,不以「教徒」、「人粉」等標籤為恥,反引以為榮。這近乎同志運動中的酷兒理論(Queer Theory):不以Queer(原指「怪胎」)這蔑稱為忤,反轉化為獨特身份認同的「酷兒」記認。這當然是題外話矣。

 

齊澤克是近年香港以至世界社會運動界的「大紅人」,但他們只知活剝生吞齊氏及其餘的後現代學說,不懂實戰地融會貫通於當下的香港實際情況,在民主運動路線及本土議題的的論爭上,反成了齊澤克批判對象的佐證[註十]。對民主運動內的非主流異見者,竟用上了薩伊德及杭士基,等左翼思想泰斗,所痛恨的抹黑手段,這更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道德墮落!

 

四.

香港左翼的思想盲點,也不獨存在於社會運動界。近來旅港北京人士賈選凝,憑〈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一文,奪得藝術發展局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引發巨大爭議。並牽扯出賈氏與藝術發展局的核心評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中賈氏參賽作品之文風,竟與評審之一林沛理,一貫的行文風格,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這醜聞並非本文的重點。此事主角之一林沛理,可謂是一些華文人文或社會學科知識份子的樣板 ── 他們大多喝過一點西洋奶水,有些像林氏,動輒拋出西學術語來嚇人。他們當中更有不少,是受到了歐美前衛左翼思想的薰陶,回到了華文世界,他們保持著歐美左翼的立場,卻在中共君臨陰影的語境下,不知不覺間,走上了親近中共的不歸路。例如他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至選後不久,他對候選人梁振英,有甚多溢美之詞[註十一]。到梁當選後,各式醜行敗露,林卻保持沉默。當然林沛理並非唯一例子。德高望重者,如台灣左翼統派大老陳映真,一樣是對中共「恨鐵不成鋼」。

 

孔子曾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為人民不夠智慧判斷是非,應該依從統治者的指令。柏拉圖亦在「理想國」裏,主張人民應由「哲王」統治,因為哲學家比常人有德行,又有高超的智慧,能認識全部真理。

 

英國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柏拉圖的政治主張,有深刻的批判。柏拉圖質疑古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主張在「理想國」裡,應由「哲王」統治。因為只有哲學家才有高超的智慧,能認識真理的全部而非局部,而且又比常人有德行。

 

波普指出,蘇格拉底理想的哲學家不是真理的追求者。但柏拉圖的理想是「哲王」統治,所以,哲學家反成為了真理的佔有者。而柏拉圖的烏托邦式的「歷史主義」,之後由黑格爾繼承,再由馬克思發揚光大,最終衍生出列寧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極權,釀成浩劫。香港某些文化人,慢慢也走向了鄙夷人民,與這些自以為是的人,一脈相承。如要借用勞思光《歷史之懲罰》的口吻,可以稱為「哲王之幻想」。

 

香港知識分子,長期被市場邊緣化,在急功近利的風氣下不得志,十分鬱悶。但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那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在香港安身立命的首要問題。以顧慮「低俗化」為由,反對及早開放大氣電波,就是本末倒置,以至助紂為虐。要治療香港社會的反智病,就只有啟迪民智、自覺覺他、爭取權益,建立開放社會,讓人民在參與中學習。

 

五.

活剝生吞、鸚鵡學舌,並非單是香港左翼獨有的通病。早在毓民《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一書的代序 ──〈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已有批評香港一些新自由主義者,大肆標榜自身意識形態純正,及教條主義的惡習[註十二]。另外在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人立法會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上發言如是說:

 

……當代的「新自由主義」,決不能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古典自由主義」,混為一談。「新自由主義」不利群眾,大財團利益至上,就算是阿當‧史密斯,在他的《國富論》中,也曾下了如此立場:「任何來自商家的立法建議,我們必須要萬二分小心看待及驗證,切莫輕言採納。商家的利益,常常與公眾利益相左,他們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欺瞞以及壓迫公眾。[註十三]」

相信議事堂內,各代表基層的同仁,對阿當‧史密斯的這番說話,都有深切體會和共鳴吧。「新自由主義」的吹捧者,也總會存有「崩口人忌崩口碗」的忌諱,對阿當‧史密斯這番揭穿大商家利益的說話,儘量避而不談。

說到底,「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自由」,只不過是阿當‧史密斯筆下的那些order of men(即當權者、掌控規律者),為所欲為的「自由」而已。用今日的語言,可理解作「壟斷」。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形容「新自由主義」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四年多的光陰過去了,他們毫無長進,○八年金融海嘯至今帶來的禍害,仍未止息,他們當然不會反省,只會諉過於政府干預。在陸客走私奶粉問題上,用「自由市場」的原則,來反對一切管制奶粉出口的政策。無視全球奶粉供求失衡問題,根源是中共無藥可救的腐敗,已令老百姓對體制完全失去信心,此乃「市場失效」的經典案例。當然「市場失效」這四個字,對這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禁語。為著他們的教條,他們與港人為敵。

 

以上香港左右翼,思考盲點的例子,皆可謂是「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思而不學則殆」的註腳。而且是拖着港人本土意識覺醒的後腿。胡適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當下香港思想混亂,群魔亂舞,年青人真要學一會防身的本能,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六.

香港民主運動的另一知識論問題,是史學的貧乏。不獨是思想史,政治史亦然。

 

一○年六月偽政改方案通過前後,民主黨的成員,及「普選聯」的學者,任意剪裁與挪用歷史,把出賣選民的「妥協」行為合理化,或思想意淫、慾望投射一些非暴力抗爭偉人,自我感覺良好一番。

 

例如有人[註十四]以佛朗哥將軍死後,西班牙民主化的例子,類比當時普選聯與中共的初步接觸。但是七十年代末的西班牙,是全面開放黨禁,連西班牙共產黨,也可以回國參選、釋放所有政治犯、亦有下放權力予地方政府。而所交換的條件,是當時對佛朗哥時代的酷吏,頒佈特赦令,完全不予追究(稱之為「寬恕並忘記原則」)。過了千禧年,才開始作更深入的「轉型正義」工作,特別是工人社會黨的薩帕特羅(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在二○○四年當選首相。政治犯或其後人得到賠償;早年流亡海外的左派或其後代,可獲國籍及公民權;但是試圖推翻特赦令,以反人道罪名,起訴依然健在酷吏之計劃,因為檢察部門的抵制,無疾而終[註十五]。結果代價是前朝的傷痕,並無完全撫平。例如近來加塔隆尼亞的本土自治意識,近來升級為獨立訴求,自治區內的議會,去年末以三份二多數通過,在四年內組織獨立公投。但現時右翼人民黨的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以敵對態度視之,表明不會承認。成為了歐元區,以至歐盟前途,其中一大不明朗因素。

 

由此可見,妥協只是把已有的政治矛盾,拖延解決,長遠會有負面效果。此外把五個所謂「超級議席」,連取消分組點票都欠奉的「讓步」,與西班牙的民主化,或南非的大和解,或緬甸軍政府,對全國民主聯盟的大讓步類比,是極為荒謬的。

 

以往殖民地政府,把中國及世界歷史兩科,設定成背誦主導的科目。學生能悟通古今之變者,幾希矣。九七之後,特區政府更把兩科取消,斬件式的併入通職科內,其中有關中國現代史的段落,更混雜對中共的歌功頌德。愚民與奴化,更甚於殖民地時期。故此教授歷史課程,提高公眾的史識,亦會是將來普羅政治學苑的工作。

 

再加一個故事: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著有《公民抗命》一書,為非暴力抗爭之教育範本,知悉此事者眾。但他的一段掌故,在香港卻鮮為人知。

 

話說他在生時,美國的廢奴運動,也有人主張勇武(正確一點說,應該是武裝)抗爭。當中最著名的,首推約翰‧布朗。在一八五九年,他與其同志,潛入位處西維珍尼亞州,與馬里蘭州及維珍尼亞州接壤處的哈珀斯渡口(Harpers Ferry)兵工廠,意圖奪取武器,再廣發予在南方的黑奴,使其揭竿起義,推翻黑奴制度。不幸事敗,政府派兵鎮壓,布朗兵敗就擒,以叛國罪名受審。

 

廢除黑奴運動內,有很多人不認同布朗所為,與他劃清界線。但主張非暴力公民抗命的梭羅,獨排眾議,投書為布朗陳情[註十六],甚至把布朗比喻為基督,及痛批同道袖手旁觀。最終布朗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公開問吊,從容就義。翌年南北戰爭,全面爆發。今天民主運動及社會運動內,有些人把非暴力抗爭的立場,當作是自身的道德光環,見有人以更進取的方式,以至主張勇武抗爭的,則百般揶揄,以至妖魔化。梭羅的胸襟,與他們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七.

孫文在一九一八年著述之《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自序」中,反思為何辛亥革命未竟全功:「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而在第五章「知行總論」裡,他再解釋道:「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近百多年來,中國試圖由君主專制,轉型為民權社會,不止未竟全功,甚至異化為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其統治手腕之毒辣,竟更甚於帝制時代。其既得利益集團,動輒以「國情論」,拒絕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民間亦有「乩童文人」發明偽科學的「小農DNA」的文化決定論,荼毒公眾。故此當今中國大陸,以至港澳兩地尚未覺醒之民眾,果真是「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矣!

 

反觀國府退守台灣,到七十年代,再經歷被逐出聯合國,及與美國斷交之劫,加上中共經濟改革開放,蔣經國總統,深知其對大陸之經濟優勢,決非永久。晚年面對黨外運動的挑戰,最終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回應,於是解除戒嚴,啟動民主化的進程。廿多年至今,台灣的民主化縱使是歷盡波折,亦有不少瑕疵,但經過兩度政黨輪替,已漸入正軌,垂範華人世界。可謂孫文「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的最好註腳。

 

至於香港,自割讓予英國之後,實行英式典章制度,早年啟迪了國父的共和革命思想。以至上世紀中葉,在山河變色之亂世,機緣巧合下造就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但當中大部份華人,對香港自身的優勢及法治精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這也應驗了《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第七章「不知亦能行」之說。然而九七主權易手之後,香港的制度優勢,日漸蠶食,至今更有「港共治港」及「大陸化」之危機。如港人不及早清醒,守護自身之優勢及本土意識。則快將與「暮氣畏難之中國」「融合」矣。

 

普羅政治學苑的治學精神,及本土民主運動的創立思想,應以古典自由主義為本。歐陸的後現代思潮,對啟蒙運動及古典自由主義,有激烈批判,這體現了西方文明的自省,及自我批判能力。我們本著自由主義的原則,不會排拒後現代思想。而將來爭取民主自治事業大功告成。左翼社會運動所相信的後現代主義,亦可用諸於監察香港的本土意識,有沒有變質為狹隘沙文主義。但在成功之前,在中共「前現代」專政的陰影下,後現代主義,只能在特定情況,用以主導,例如同志平權運動。其餘大部份議題,只可作參考。另外中共常利用後現代理論,合理化自身的統治,例如「國情論」,就是借用了「文化相對主義」。若現在香港的抗爭運動,坐視中共及其代理人,蠶食原於啟蒙運動的香港核心價值,以後現代思想為主導。結果我們的抗爭運動,只會是建基於沙土之上,亦有如當下的左翼社會運動,在本土及抗共的議題,陷於被動及進退失據。

 

勞思光是反共學人,但他在《歷史之懲罰》,〈國際謀略之幻想〉一章中,對自十月革命後,至他動筆的一九六二年,西方國家的短視反共策略,有不留情面的批判。他的自省精神毓民深深折服。

 

也許有人見我在本文不斷引用《歷史之懲罰》,見書內第五章內之〈中國知識份子之幻想〉,當中包括了「教主的幻想」,大喜過望,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勞思光之分析,當然非坊間的「教主/教徒論」可比。特別他論到:「……責人日苛,又不合理分;在友道上必日趨荒謬而不知。這就造成種種意氣之爭,甚至種下許多怨毒……」這一點本人也需自我警惕。當然本人在《予豈好辯哉》的〈自序〉,也解釋了是「予不得已也」。

 

胡適在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致楊銓信稿中的這一段話,這樣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就此與我的批評者互勉之。

 

普羅政治學苑旨在加強培訓政治人才。但並不只是狹義從政的人才。孫文亦有名言謂「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眾人的事」。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當然亦不是屬於個別運動領袖,而是屬於每一位已有初步政治覺醒,上街抗爭的民眾。此外中共素來看重輿論戰,抓緊「筆桿子」。然而香港民主運動,向來缺少打筆戰及理論戰的人材,並無象台灣解嚴前李敖般的人物,以知識武裝自己,有「以一人敵一國」的志氣。本學苑亦計劃訓練此種人才。

 

香港當前政治形勢,危如累卵,我們要為了將來爭取民主自治成功,重建香港典章制度、公民社會及治理港人功利短視文化之惡習,做好準備。即使現時的抗爭運動全面失敗,亦要為下一代的啟蒙,播下種子,以待風潮再起之時。

 

認「知」香港典章制度優勢、本土意識的根源,堅定「行」本土民權運動的決心,為將來的民主自治培育人才,就是普羅政治學苑的志業。

 

普羅政治學苑創辦人 黃毓民

二○一三年四月初稿

 註一:本文除Proles一詞的「普羅大眾」譯名外(出自於一九七八年遠景出版社的邱素慧譯本),其餘皆取自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董樂山譯,二○一二年二月再版,台北:志文出版社。頁七十九至八十二、二百一十八至二百一十九。

 

註二:二○一二年八月廿一日《中國時報》,〈南方朔觀點 ── 孟子說:不能以不義手段得天下〉(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2082100489.html)

 

註三:司徒華在二○○二年二月十六日〈枉尺直尋〉一文(http://www.szetowah.org.hk/works/?p=4028)中如此總結:「不時聽到人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枉尺直尋』,很有點妥協的意味。孟子的話,是否已經大不合時宜了呢?我以為:出賣原則的妥協,不是藝術而是伎倆。『退一步,進兩步』,倘若退那一步時,已轉變了方向,那麼,即使能進那兩步時,也必然會走上歧途。」今天重讀,令人擲筆三嘆!

 

註四:http://www.inmediahk.net/node/55726

 

註五:http://www.isd.gov.hk/chi/tvapi/05_ce117.htmlhttp://www.isd.gov.hk/chi/tvapi/05_ce118.html

 

註六:二○一三年三月七日,負責「ADC藝評獎」的藝術評論組主席林沛理,打破多日的沉默,透過藝發局,發出署名文章,回應他與得獎人賈選凝,涉嫌利益衝突事件(「獨立媒體」網站轉載於此http://www.inmediahk.net/adc-0),他如此結論:「一篇評論的觀點是否可取,當然可以討論;但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守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理性的open society,萬萬不可失去與持不同觀點、不同信念人士對話和溝通的能力、自信和胸襟。」這又是一名掌握權力者,遇上質疑,就以「尊重」與「包容」,作擋箭牌的案例。

 

註七:詳見 Žižek, “Passion In The Era of Decaffeinated Belief", http://www.lacan.com/passion.htm 當中第七段:"On today’s market, we find a whole series of products deprived of their malignant property: coffee without caffeine, cream without fat, beer without alcohol… And the list goes on: what about virtual sex as sex without sex, the Colin Powell doctrine of warfare with no casualties (on our side, of course) as warfare without warfare, the contemporary redefinition of politics as the art of expert administration as politics without politics, up to today’s tolerant 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as an experience of Other deprived of its Otherness (the idealized Other who dances fascinating dances and has an ecologically sound holistic approach to reality, while features like wife beating remain out of sight…)? Along the same lines, what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tolerance is giving us is a decaffeinated belief: a belief which does not hurt anyone and does not fully commit even ourselves." 在二○一三年三月九日《星島日報》A○四要聞版,〈何俊仁:無法入閘 即假普選〉的報導末段裡:「……湯家驊……並指,大眾需要了解(佔領中環)行動如何在不影響公眾安全下運作,認為即使要佔領也不一定要堵路。」可謂泛民「無咖啡因咖啡」政治的最新註腳。

 

註八:詳見二○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明報》A三十二版林輝的〈不能又要公義又要民粹 ── 給何俊仁主席的信〉(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1012/-6-2460309/1.html?rtext),及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明報》A廿七版何俊仁的〈答林輝:居留權並非人權聽民意不是民粹〉(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1018/-6-2465879/1.html)。

 

註九:詳見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4091.htm

 

註十:本人也要先旨聲明,借用齊氏的理論,並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他的主張,例如我與他,同樣對新自由主義不以為然,但他的主張遠比我激烈 ── 他先後在不同場合,自命共產主義及列寧主義者,本人肯定不是。另一方面,他看穿中共的統治的本質,為威權官僚資本主義(見http://shanghaimonthly.info/blog/?p=30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ADfH9Rt6pc),看得通大陸的「維穩費」比軍費更高(見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talktojazeera/2011/10/2011102813360731764.html),不會因為反美,便不加思索的對中共寬容,這點值得欣賞。

 

註十一: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他在《亞洲週刊》內的「有理說得清」專欄(平時主要是寫文化評論,間中才寫一點時事評論),挺梁的文章,竟多達四篇之譜:二十六卷,八期,頁四十的〈莎劇啟示與特首之戰〉,把梁振英描寫成可歌可泣,如奧賽羅般,被流言中傷的悲劇人物(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118161761/08ah.cfm);二十六卷,十一期,頁三十的〈政治抹黑的迷思〉(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855875172/11ah.cfm);二十六卷,十三期,頁四十六的〈香港特首的風範〉(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724276112/13ah.cfm);及二十六卷,十四期,頁十的〈梁振英的「強」與「罪」〉(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h&Path=3672576582/14ah.cfm),一方面痛批唐營及親民主派媒體(但梁營媒體犯下同樣錯誤,卻隻字不提,也隱去了《亞洲週刊》是隸屬梁營「明報集團」的事實),對梁振英之吹捧,亦近乎「振英不出,奈香江何」的肉麻境界。

 

註十二:見黃毓民著,《沒有抗爭哪有改變》(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二○○八年七月),〈代序〉,(二)。

註十三:原文為“The proposal of any new law or regulation which comes from [businessmen], ought always to be listened to with great precaution, and ought never to be adopted till after having been long and carefully examined, not only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but with the most suspicious attention. It comes from an order of men, whose interest is never exactly the same with that of the public, who have generally an interest to deceive and even to oppress the public, and who accordingly have, upon many occasions, both deceived and oppressed it.” Adam Smith, Wealth of the Nations, I.ix.p.10.

註十四:見陳健民,二○一○年三月廿二日,《明報》A三十版,〈誰能促進政改協定?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註十五:關於西班牙民主化後的轉型正義,見http://www.academia.edu/2701426/Transitional_Justice_Spain

註十六:原文可參閱 http://en.wikisource.org/wiki/A_Plea_for_Captain_John_Brown

2013.04.16 新聞稿: 與社民連聯手拉布 爭取全民退保、回水一萬!

2013.04.16 新聞稿: 與社民連聯手拉布 爭取全民退保、回水一萬!

在 2013年4月16日15:59 由黃毓民(網誌)…新聞稿

立法會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廿四日審議《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社民連梁國雄將會發起拉布戰,提交大量修正案,向特區政府爭取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人民力量三名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黃毓民及陳志全亦會參與,爭取特區政府向每名成年市民派發現金一萬元,紓解貧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目下香港百物騰貴,一般市民收入並無增加,活於水火之中,葵涌貨櫃碼頭工人已是顯例;加上H7N9禽流感或許侵襲香港,若香港社會重演零三年沙士爆發百業蕭條之景況,香港市民更形左右支絀。特區政府錄得巨額盈餘,卻向資產階級退稅,劫貧濟富一至於此,人民力量必須通過議會抗爭制衡特區政府!

現時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四名議員已提交接近751項修正案,以每項修正案發言十五分鐘計,約需751小時方能完成審議草案的全體委員會階段,《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或無法在五月底前通過。

梁振英今日表示不希望影響到基層人士獲得政府資助,與建制派沆瀣一氣,製造舖天蓋地的宣傳攻勢,恫嚇香港市民政府會因為無法撥款而癱瘓,意圖污衊反對派,人民力量強烈譴責上述言論。根據《基本法》第50及51條,行政長官可因此解散立法會,也可以向立法會申請臨時撥款;如果由於立法會已被解散而不能批准撥款,行政長官可在選出新的立法會前的一段時期內,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臨時短期撥款。換言之,特區政府即使沒有《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也能夠如常運作,癱瘓政府之說無疑是混淆視聽!

泛民主派拒絕參與拉布戰,並撤回所有此前提出的十多項修正案。反對派就政府預算案提出修正案表達訴求是應有之義,然而泛民主派為求與拉布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劃清界線,而放棄向政府表達訴求,人民力量對此表示失望。

人民力量三名立法會議員被控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結一案,將於本月廿九日宣判,三名議員可能被判即時入獄,無法參與拉布戰。人民力量促請泛民主派能在四月廿四日的立法會會議中參與拉布,爭取特區政府救濟貧苦大眾。

人民力量立法會黨團

陳偉業、黃毓民、陳志全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

2013.03.23 我的聲明 黃毓民

我的聲明 黃毓民

一.

香港人網於二零零五年由蕭若元先生一手創辦, 支持香港的進步民主力量,抗衡主流媒體以至親 泛民主派傳媒對泛民主派的姑息及對進步民主力 量的打壓,毓民對此十分感激,若然沒有蕭若元 先生,進步民主力量和毓民恐怕今天無法在香港立足。

二.

毓民於二零零六年與陳偉業、梁國雄等人創立社會民主連線,揭櫫「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大纛,爭取全面的民主和百分百言論自由,捍衛基 層弱勢,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直遭主流媒體封 殺。二零零七年毓民與梁錦祥創辦 My Radio,惟 資源匱乏,幸得蕭若元先生仗義相挺,把 My Radio 納入香港人網,讓社民連得以在網上發 聲,宣揚理念。

三.

二零一一年初,毓民和陳偉業與社民連主席陶君 行在「狙擊民主黨」一事上出現嚴重的路線分 歧,與陳偉業毅然退出社民連,其後與選民力 量、前線及香港泛藍合組人民力量,成為一個階 段性的合作聯盟,在二零一一年的區議會選舉及 二零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發起「票債票償」運動,組織和動員不滿民主黨跟中共密室談判的民 主派支持者,制裁偽民主派,終於二零一二年立 法會選舉開花結果,給偽民主派重重一擊!雖然蕭若元先生並非人民力量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但仍鼎力支持人民力量的抗爭運動,毓民是心存感 激的!

四.

自去(二零一二)年初起,毓民集中於議會事務、文 宣和論述工作,並準備啟動普羅政治學苑的訓練 課程,加上官司纏身,家事紛擾,甚少參與人民 力量的黨務;毓民寄望於年輕一代的奮發有為, 「人民力量,遍地開花」並非夢想。至於「佔領 中環」以及參與真普選聯盟的立場取向,亦由執 委會及立法會黨團決定,毓民從來沒有參與執委 會及黨團當中的相關討論。人民力量參與真普選 聯盟,設下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立法會及行 政長官全面直選的底線,主席劉嘉鴻亦於本月二 十日發表聲明就「佔領中環」一事表達立場,毓 民支持執委會和立法會黨團的決定,一直抱持審 慎樂觀的態度觀察「佔領中環」及真普選聯盟的 發展,近日泛民主派紛紛支持戴耀廷「佔領中 環」之議,並出謀獻策,更有泛民成員表示容許 政改保留功能組別,毓民不禁憂慮「佔領中環」 運動的變質。毓民從來沒有與蕭若元先生討論 「佔領中環」及真普選聯盟的問題,只是偶爾從 蕭若元先生主持的節目了解其立場,沒有分歧也 未有共識。

五.

毓民一生之中,虧欠的人甚多,包括家人、朋 友,只要曾經施恩於己,毓民就會銘記於心,蕭 若元先生多次施恩於毓民,毓民沒齒難忘,My Radio 現在能夠自立,必須感謝香港人網和蕭若 元先生多年來的支持。現時My Radio 的經費來自 普羅政治學苑,毓民人生下半場的規劃會集中於 文宣、論述及訓練工作,堅持理念,絕不會因任 何壓力和阻撓而退縮。毓民與蕭若元先生有多年 交情,雖然平常互動不是很密切,但莫逆於心, 百分之一百尊重和支持蕭若元先生的決定。至於 外界的揣測,人力、人網支持者的疑慮,恕毓民 愚駑,現階段無法一一回應,恐怕將來亦無法回 應。蕭若元先生結束香港人網是香港民主運動的 重大損失,他的言論也是許多人的精神食糧,毓 民十分理解蕭若元先生的感傷,希望蕭若元先生 能夠珍重身體,在休息過後繼續發聲。

六.

孫中山先生有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總在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願與 愛護毓民的朋友共勉!

二零一三年三月廿三日

予豈好辯哉 – 鍾祖康序

《予豈好辯哉》鍾祖康序

鍾序:一個誓要做難圓之夢的人

毓民於2008年9月出任立法會議員,不出一年,已經大大衝擊了立法會的奴才議會文化。我在2009年6月為他出版的《毓民議壇搞事錄》寫序,當時我是這樣寫的︰

香港這非常絕望和特殊的個案,基本上已是屢醫無效,其實是日見沉痾。我覺得絕對是試用新療法的時候了,所以香港立法會中誰人都可以缺,唯獨敢於打破遊戲規則的「爛頭卒」除外。這個「爛頭卒」工作,沒有人比毓民更能勝任的了。

果然,毓民進議會後,即一開立法會百餘年來之新氣象。香港立法會向為閹人與閹臣集體舉手之重地,「可怕老蠟像」(appalling old waxworks 查理斯王子警語)之陳列館,活死人之陳屍間,以及奴才互相炫耀、比拼、並審定頸上鎖鏈所留疤痕並作政治雜交和互助政治手淫之官式聚會,毓民的出現,成了所有這些人的芒刺。

我從來沒有這樣抬舉一個香港政壇人物。我絕不會隨便表揚比變色龍更能適應環境的香港政客,我還是要顧及我的聲譽的。譬如,即使曾蔭權於2005年連任特首時民望高達七成,我也絲毫不為所動,因為按照我對他的研究和診斷,他早就被歸類為垃圾。而范徐麗泰、葉劉淑儀之民望無論怎樣長期高踞十大前列,在我眼中始終只是香港的江青一號和江青二號。11年前,當無數香港人還視民主黨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明燈時,我寫下了至今傳誦不衰的〈香港民主派/黨錯在那裡?〉。這幾個案例說明,香港也許商業奇才遍地,但政治白癡則奇多。任何想研究香港政治並欲稍有成就的學者,必須首先學會被百萬計政治白癡重重包圍仍能保持鎮定的本領。

當時我那樣抬舉毓民,就是按照我對他的認識,按照我極少出錯的閱人經驗,以及他在立法會第一年的表現。我不相信我會看錯人。現在回顧這四年,毓民確是「開立法會百餘年來之新氣象」之人物。任何忽視他的人都要付上代價。我一直認為梁振英有「三低估」,一是低估重用潦倒失德政客的破壞力,二是低估自己的無知,三是低估黃毓民。

兩大功績留名歷史

且不說毓民如何神通,掟一條蕉就為香港領生果金的老人家帶來以十億港元計的幫補,單以五區公投和立法會拉布戰之功績而論,毓民已經創造歷史,亦必將留名歷史。

五區公投的最大意義有四個,一,鑒於北京獨裁者素來視公投(也就是人民集體以選票就某事表態)為超級洪水猛獸,這次五區公投竟然成功偷襲北京獨裁者,令一個在北京獨裁者控制下的地方得以舉行公投,是極了不起的大事,很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效統治下領土的第一次﹔二,是讓全香港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就推行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這兩個議題,以選票而不是電話訪問表態﹔三,香港公投和平順利完成,讓全世界看到公投並沒有像北京嚇唬那樣,會給行使這權利的地方帶來世界末日﹔四,五區公投徹底揭露了香港以民主黨為首的偽民主派面目。

毓民大抵常常聽到一些民主派哭訴沒有民主,於是以為大家都會應聲而起支持公投,但事實竟然是以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派不但不支持毓民及其發動的五區公投,而且夥同北京破壞五區公投。這個詭異的情節,跟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這驚世文章中說的不是一模一樣嗎?一個聰明人聽到奴才天天尋人訴苦,是不會把奴才的話當真的,跟他說幾句寬心話就夠了。卻有個傻子見狀大起惻隱之心,决心要拯救奴才,於是二話不說就動手給奴才砸那泥墻,解放他們,不料奴才卻大叫「人來呀!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快來呀!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結果,那傻子落荒而逃,而奴才得到了主人的誇獎。

示範以寡敵眾

北京爲了阻止黃毓民等幾個人再搞變相公投而強推完全狗屁不通的遞補機制法案,由此迫使毓民在立法會發動拉布戰。中國統治者爲了防民之口,會不惜因一兩個人的反抗而立苛法。近讀新華社轄下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工具書《新編避罪與反避罪法律操作及案例評析全書》(2001年9月出版),再有啓發。編者在論證香港有需要為基本法23條立法時,就只是以我的著作為例子。編者稱,「鍾祖康〈台灣有權獨立〉的台獨文章……不但在香港回歸以來所僅見,即使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至香港回歸前近五十年間,亦是港英統治下的香港所罕見……作者把香港和澳門前後的回歸稱為『一個獨裁殘暴的政權竟然可以相繼收回兩塊遠較其自由的土地』﹐是『人類的文明進展正受到史無前例的挑戰』。因此,他鼓吹說『民眾豈止有權脫離暴政﹐更有權推翻暴政。』……上述煽動性言論明顯違反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區政府尚未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有具體操作和程序上的困難。」(見第4卷3254頁到3256頁)

立法會拉布戰的最大意義,就是向勢孤力弱者示範,如何在立法會以寡敵眾。以拉布戰術癱瘓一個由全面普選產生的民主議會,難度不高,意義也不很大,但以拉布戰術癱瘓一個並非由全面普選產生的嚴重違反公義的半獨裁議會如香港立法會,再加上是以寡敵眾,則意義極大。這為香港所有有志於推動香港民主人權事業者示範了一個可行的策略。這就如突然有人向長期被統治者強迫吃屎的賤民示範怎樣可以少吃一點屎,有著驚天動地的開創性意義。雖然,有人或鬥嘴說,文明國家的民眾早就不吃屎啦,不吃屎有什麽稀奇呢?向人示範怎樣可以少吃一點屎,怎可以說成是成就呢?!

立法會拉布戰除了有上述的重大示範作用之外,也已起碼有一項重大成果,就是迫使當局擱置審議有網絡23條之稱的惡法《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若不是有拉布戰,要特區政府擱置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是比要中共愛民如子更難的事。

立法會拉布戰還有另一重大意義,就是大大整頓了立法會議員的紀律。過去,極多立法會議員,尤其是保皇派的議員,其最大任務不是議政,而只是按照北京或特區政府的指令投票。於是,在投票之前,這些保皇派往往不知所終,也許是去了喝咖啡,也許去了打高爾夫球,也許去了購物,也許去了交電話費,也許去了跟情婦或情夫私會,也許去了跟中聯辦調情,各適其式,各忙各的。因此,一直以來,立法會在人數不足的情況下照開會時有發生,只是沒有人要求點名,而蒙混過關,到投票時保皇黨才馬上歸隊。大量立法會議員就這樣每月拿7萬多港元月薪,另加很容易上下其手的每月約16萬港元實報實銷辦事處營運開支,卻長期紀律蕩然,胡天胡帝。缺席開會本已不對,理應謙卑請罪,現在更要追打那些提醒自己要開會的人,不准點名!天下間哪有這樣驕橫的東西!拉布戰大大增加做保皇黨投票機器的營運成本,這對暴露並糾正立法會的腐敗面貢獻極大。

為理想身心受創

從五區公投和立法會拉布戰,充分展現了毓民在弱勢中泰然自若、永不言棄的打不死精神,並能爆發出與其匱乏資源毫不相稱的驚人政治能量與行動力,大有「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轉動地球。」之氣派。其實,他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時從接近榜末苦戰而上,終以該區第二高票當選,已經展現了打逆境戰的才華。

以香港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派若有一點廉恥,應當好好反省,為甚麼自己霸著毛坑40年,成就不及毓民小試4年。

然而,毓民雖然以五區公投和立法會拉布戰寫下不朽之篇章,將所有人目為不可能的事變成事實,卻要為此付上高昂代價。不僅破財不菲,而且傷身,尤其令亟待療養的病眼惡化,而最令毓民痛心的,也許是五區公投波及其愛子黃特漢。北京這個以令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為樂的政權,爲了阻嚇毓民搞五區公投而以其愛子為人質,以為可迫使毓民就範,萬料不到毓民竟不為所屈。但,愛子因而受刑,會為毓民帶來多大的創痛甚至自責,難以估量。張戎論證,蔣介石因兒子蔣經國被史太林扣在蘇聯做人質,而「放走共產黨」。我則估計,他日研究毓民的歷史學家會發現,中共把毓民的兒子當人質,卻迫使毓民在反中共暴政的道路上更越走越遠,如商湯討伐暴君桀王時發誓說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由於總計損失極大,相信毓民即使在拉布戰中將立法會佔過半數的牛鬼蛇神狎弄於股溝之間而獲得極大快感,還是難以補償的。

我的著作容易滋生絕望,但毓民的作為則讓人在絕望中隱隱看到希望。他滿身傷疤,還要拐步前行,看來是不橫死在中共手上不會罷休的。他,已經活出了經典名曲The Impossible Dream 裡面寫的﹕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做難圓之夢)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擊不敗之敵)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忍難忍之悲)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闖險畏之途)

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現居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