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毓民特區

親建制陣營推銷政改方案的說辭是特首經由提名委員會篩選，再經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令北京放心，又可獲民意授權，可解多年的政治亂象。但近日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的政改方案，其特首選舉一輪投票及「簡單多數制」，卻可能埋藏新亂源。

消息人士解釋，當今絕大部分民主國家的元首當選上任後，民望都會回落，其中奉行議會制的歐洲國家，近年更幾乎每次選舉都沒有單一政黨可取得過半數議席，故香港特首也毋須強求取得過半數支持。

但多數歐洲國家的議會內閣制，當地行政首長並非由直選產生，而是經國會選舉後，如一黨贏得過半數議席，就可由該黨單獨組閣，不然便需組織多黨聯合政府。香港的特首選舉制度及「行政主導」原則類似總統制，拿歐陸的例子相比，不倫不類！

美國兩黨政治生態根深柢固，故不用實行總統二輪投票制度。法國卻是政黨繁多，如用一輪投票決定總統誰屬，就以該國二○一二年選舉為例，中間偏左的奧朗德只能以百分之二十八點六三些微得票率，壓倒中間偏右的薩爾科齊（得票率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八），就會成為弱勢總統。反觀在二輪投票，二人得票率比數是百分之五十一點六四比四十八點三六，勝者不會有民意認受薄弱的問題。

既然北京及特區政府決定容許兩至三人出閘競逐特首，便應採用二輪投票制度，否則會有機會產生弱勢特首，無助解決民意認受不足問題。消息人士竟以兩輪投票「勞民傷財」推託，簡直輕重不分！亦可見他們處理政改的態度何其兒戲！

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四月十日，機場管理局代表到城市規劃委員會簡介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席間有城規會委員擔心高鐵落成後會與機場構成競爭，但機管局表示，相關研究發現高鐵對機場客量將影響不大，並正草擬二○三五年的機場發展計劃大綱，研究增建第四條跑道，或另建第二個機場，及再發展機場碼頭等。

機管局到城規會前夕，有報章報道指，由於行政會議已經就「三跑」工程拍板，故城規會「極可能無角色」處理將會收到的大部分民間反對意見。可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三條，城規會為了「促進社區的衞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可就「香港某些地區的布局設計」擬備草圖，並對「任何建築物的佔用者或任何大道或場地的使用者進行普查」。故此，行會是先斬後奏，繞過立法會之餘，又把城規會架空，「三跑」工程是霸王硬上弓！

○九年末至一○年初，特區政府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撥款建議送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當時政府把高鐵的經濟效益說得天花亂墜，無視議會外群眾的反對聲浪，藉着保皇黨議席佔多數通過撥款。結果該工程嚴重超支及延期落成，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如今甚至被機管局輕描淡寫為對機場客量影響不大。

因此，當機管局在空域問題未能說服公眾，竟率先表明考慮興建「四跑」或增建新機場，人們可推敲「三跑」工程的命運，將甚有可能步高鐵後塵，政府及機管局到時又可大條道理強推新工程，最後庫房還餘下多少盈餘，可思過半矣！

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香港股市被炒個熱火朝天，同時樓價亦屢創新高，股樓比翼齊飛。被右翼新自由主義主宰的本地經濟，聲稱在榮景的時候，基層可以略為分到一點好處，例如，近日不少人在股市有斬獲，出手比平日闊綽，間接惠及一些服務業前線員工，這就是所謂「滴漏效應」。反之，經濟一旦轉壞，基層往往首當其衝，例如率先被公司裁員，而政府又以開源節流之名，先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等等。

然而，受熱錢南來因素影響，香港經濟結構變得非常扭曲，連「滴漏效應」也不一定可惠及草根，甚至反過來得不償失。譬如現時樓價居高不下，甚至可能是快將見頂，中下階層的年輕人仍要千方百計的設法「上車」，即使這意味會成為「樓奴」，把大部分收入貢獻給地產商及銀行家，又要承擔樓市泡沫爆破成為「負資產」的風險。不作「樓奴」，便作「租奴」，真是可悲！

四月九日，《東方日報》報道，觀塘區竟有「廁所劏房」招租，一般一百平方呎套房約月租五千元，沒電梯的唐樓亦要四千元，僭建或需上七、八層樓梯的約三千元，月租二千元的就如「廁所劏房」般的「奇怪經典」，卻仍有價有市，多數是暫租客。從以上行情可見，如果租住相對像樣的單位，每月也沒有多少盈餘可供儲蓄！

股樓齊飛令特區政府的印花稅收水漲船高，負責任的做法原是多建公屋、完善福利制度，短期至少應派錢還富於民，但政府一貫善財難捨，冤枉甘心，中下層新生代對政府心懷怨憤，實理所當然！

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四月八日，中國大陸熱錢南來，港股通首次用盡每日一百零五億元人民幣的投資額度，加上本地中資基金掃貨，令恒生指數單日急升近千點，創下金融海嘯後新高，成交量達二千五百億港元（下同）。翌日（九日）大市更趨波動：先飆升近一千七百點後，升幅收市收窄至七百零七點，成交額逾二千九百三十九億元，連續兩天創下歷史新高。

股市通常可反映現在及不久將來實體經濟的表現，一九七三、一九八七、一九九七、二○○○及二○○七年股災前夕，經濟數據仍是向好，待大跌後才受拖累。然而，現在不論是香港及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皆已顯著放緩，可見這次的大升市，遠比以往的股市更畸形及瘋狂！

近來美國的傳統盟邦，紛紛表態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宏大構想，成為不少人看好後市的理據。可是，中共過往也曾有過「開發大西北」以及「建立內需市場」等規劃，亦衍生出不少相關概念股，被熱炒一時，但今天兩大目標都落空。

習近平的地緣政經大戰略，能否扭轉中國經濟逆轉的勢頭，仍需時間驗證，短期內只是炮製出另一個可供炒作的概念而已。

不少本地散戶都曾在過去的幾次股災中「交學費」，但出於人性的貪婪，率多當下仍會進場，心存僥倖認為自己不會「接火棒」，在此希望準備入市者能保持頭腦清醒，小心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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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和師生討論，是通識教育科課堂的必要條件，與從前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教師需要更多精神和時間作準備和教學，更要批改大量的「獨立專題探究」習作，實行小班教學在通識教育科顯得更為重要。可是，教育局多年來都限制公營或資助中小學的教師編制，高中每班兩名教師，學校只敢聘用少量有時限的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一班普遍有三四十名學生之多，加上教職員人手長期不足，又如何確保通識教育科的成效呢？

考評局在二○一四年的通識教育科考試報告撮要中，指出不少考生在重大社會議題上，對一些重要概念理解不足，例如「誤把治安或法治等同執法」，揭示了學生基礎知識貧乏的毛病，這才是值得人們關注之處。

以前香港的填鴨式教育，即使學生思維僵化，也有一定的基礎知識；特區政府則重視愉快學習和生活體驗，放棄灌輸基礎知識，結果矯枉過正。《論語．為政》中有一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時下香港學生的寫照。雖然初中和高中課程仍有歷史、地理和經濟等科目，但課程內容極為粗淺，學生無從了解社會的基本運作法則。

要檢討的不單止是通識教育科，整個新高中課程也需要改弦更張的改革。教育局去年初終於決定在中文科重新引入王羲之《蘭亭集序》、李白《月下獨酌》和辛棄疾《青玉案》等文言文範文，算是「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之舉，希望將來教育局方也會在其他科目有類似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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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通識教育科中學文憑試於四月一日舉行。「卷一」三條必答的「資料回應題」，自二○一二年首屆以來，並無直接提及本地政治爭議（第三題問及內地旅客的不文明舉止，卻指明考生要集中解釋國際旅遊趨勢的「全球關注點」）。親建制的梁美芬議員，仍然批評今屆不設政治爭議的必答題，只是「應酬」關注團體訴求。

自董建華時代起的教育改革，詬病不少。可是，並非一無是處，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第四頁表示：「多角度思考……幫助學生成為獨立思考者……發展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那是針對過往香港「填鴨式教育」的弊病，要求學生死背資料，以致他們思維僵化，難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改革方向正確。

可惜，上述通識教育科的理想，本來就是與親北京陣營不容獨立人格的思維方式背道而馳。自二○一四年佔領街頭抗爭結束後，建制派政客不止一次要求取消通識科。

十年前擔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時，積極推動通識教育科的羅范椒芬，竟也打倒昨日之我，批評通識科「異化」、「偏向純粹研究政治」、「偏向某方面資料搜集」。他們試圖以單向的親共觀念灌輸取代通識，是開時代的倒車！

推行了數年的通識科確是問題叢生，但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經常糾纏於文憑試的政治意識，都是捉錯用神。問題核心實與教育局方面的整體政策有關，明天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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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日前於一財經報章撰文，試圖反駁兩個頗為流行反對政改「袋住先」的觀點，即將來經篩選後普選產生的特首，由於有虛假的民意認受，將會難以制衡；他並會推行更離譜的政策。黃認為，現時梁振英的施政已十分離譜，若他一如傳聞，因政改否決而連任，將更無後顧之憂，反觀經篩選後選出的特首，應不會比現在差。

這仍是泛民主派典型的「渴望明君」心理——祈求中共黨內開明派得勢、欽點一個較為討好的人當特首，以至將來在幾個「爛蘋果」之間「含淚投票」，總聊勝於無。可是，現時中國的政治氣候是愈來愈保守，以後不管由誰來當特首，恐怕也要執行北京的高壓政策，梁連任與否，已無關宏旨！

黃又表示，制衡政府不應只靠特首選舉，也要積極爭取立法會普選及需要公民參與，呼籲若北京在二○年立法會普選和以後重啟五部曲上作承諾，便應通過今次政改，令香港的政局不再壞下去，並藉下回普選特首，更有效地動員新一輪民主運動。然而北京從沒暗示立法會功能議席及分組點票機制會廢除，而且親建制陣營保留功能組別的聲音仍然強烈！

佔領街頭抗爭期間，民主黨及其餘泛民派系，迎合建制陣營的「民意逆轉」論述，千方百計以「見好就收」之名要求群眾退場，以致「雨傘革命」失敗。黃成智的所謂「公民參與」，還不是過往行禮如儀的路數，早已遭年輕人唾棄！民主派抗爭無膽，仍緬懷過去輝煌日子，戀棧權位，期待體制內改革，到頭來是改革與民主兩頭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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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問題亦可從北京決定收回香港至今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變遷探究。八十年代初，中國百廢待舉，亦是中共建政以來最開明的「胡趙體制」時期，他們對自身制度不足及對照香港的優勢，尚有自知之明，才會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保證；《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親共與民主派人物的比重雖極懸殊，但北京仍會採納後者的一些意見。

如八八年二月，《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今第二十三條）初稿內，有「禁止……顛覆」的字眼，但由於「顛覆」一詞不存在於普通法，經反對後，在八九年二月的二稿中刪除。但「六四慘案」終結了中共的開明時代。報人查良鏞及時任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鄺廣傑因抗議中共血腥鎮壓學運退出草委會；司徒華亦因其支聯會成員身份被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撤職，從此草委會內再無異議聲音。結果《基本法》的最終定稿遠比草擬時保守。

譬如「二十三條」內「顛覆」字眼重現，並加上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外國政治組織建立聯繫的條文；此外，查良鏞有份建議、被輿論評為保守的「雙查方案」，當中在第三任特首任內進行公投，以決定第四任特首以及第五屆立法會是否普選，原本也收錄在《基本法》的二稿中（並加上若公投結果是政制維持不變，每隔十年可再公投），但最終定稿卻不復見。

《基本法》有這麼多先天缺憾，若不與港人「重新立約」，讓港人可參與修改，試問豈能改變今天港人離心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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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四月四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二十五周年。中共及其幫閒隆重其事地紀念，發表了不少奇談怪論，例如有人指這部法律文件如何「充滿愛」，不可修改，以及錯引外國憲法例子等。可是，民間對此紀念日態度冷淡，親北京陣營始終不願正視問題根源。

就以最近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援引的《美國憲法》為例，其制憲者為領導民眾抗英的志士，後世的美國人亦尊稱他們為開國元勳，加上又名《權利法案》的原有十條憲法修正案，全是保障民權及規範政府的權力，後來的修正案亦率多為擴充民權，故在美國人眼中，其憲法確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反觀中共表明收回香港時，社會上不止反英情緒淡薄，當時甚至有民調指，九成半市民願意接受維持現狀，後來中共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保證，才勉強接受回歸的現實。

草擬《基本法》時，起草委員會五十九人當中，至少有二十八人是中共黨員，另加少量中國大陸「民主黨派」人士，餘下的港人成員，多數是與中共長期關係友好，小部分是疑似為「港澳工委」的地下共產黨員，甚至有「忽然愛國」的前親英「高等華人」，只有司徒華等少數人較具民望，與美國的開國制憲元勳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基本法》內保障民權及規範特區以至北京政府的條文，佔領街頭抗爭失敗後，皆名存實亡。官方近年宣揚《基本法》，卻強調中共對香港有絕對權力的條文，試問略有自主意識的港人怎會服氣？

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美國法學家理察．波斯納，在二○○二年著有《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一書，指出大學的學術研究分工日趨細緻，同時由於媒體產業蓬勃發展，對時事評論有龐大需求，結果驅使不少學有專精的學者，走出象牙塔月旦世局，久而久之被大眾稱呼為「公共知識分子」。

波斯納以經濟學角度分析，由於求過於供關係，令學人投入評論「市場」的門檻大減，一旦暴得大名，便成媒體寵兒。有些公共知識分子的評論範疇，甚至遠離自身專業，以致大出洋相，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休教授杭士基，常於媒體狠批美國外交政策，雖偶有其洞見，但曾冒天下之大不韙，否認赤柬的大屠殺暴行；由於杭氏深受左翼人士歡迎，事後他仍是節目照上，文章照寫。值得留意的是，波斯納本人也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故這本著作，既是批判同行，亦有自省之意。

香港媒體同樣對時事評論有所需求，亦有好些學者時常肆口逞說，臧否時局。當中親建制立場者，多數淪落為幫閒文人，連知識分子應對權力講真話的標準也達不到。戴耀廷以學者身份發起「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把公民抗命的進步概念，帶入本地保守公共論述，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原是公共知識分子論政的正面範例，暴得大名之後，頭腦發熱，開始言不及義，言論愈來愈輕率，近來竟有用二十三條惡法交換特首普選之說，可謂反動透頂。

不知法律系出身的戴耀廷，有否讀過行家波斯納的上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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