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05 中共籠絡財閥 港共坑害基層

2013.06.05 中共籠絡財閥 港共坑害基層

在 2013年6月5日19:57 由黃毓民(網誌)

-「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動議辯論發言稿

主席,

⋯⋯ 1997年7月,香港回歸短短16日,臨時立法會即凍結前立法局於同年6月26日通過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簡稱《集體談判權條例》),並於10月29日廢法。二讀時,自詡背靠基層的民建聯曾鈺成、劉江華、譚耀宗、陳鑑林贊成廢法;工聯會鄭耀棠棄權,陳婉嫻則缺席投票。港共坑害基層勞工不過是剛剛開始。

2008年立法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應人力事務委員會要求,就澳洲、新加坡、南韓、台灣、英國及美國的集體談判制度的進行研究。[1]今天辯論「集體談判權」的議案,原來又是另一場「吃飯好,還是吃糞好?」的討論,人家都在討論菜式內容了,我們呢?這種無意義的辯論確實不用引經據典,引了也不會比坊間的研究報告整全,況且官員不屑參考,只顧玩電腦看文件,由AO幕後準備回應的資料。與其這樣,本席認為把時間用在批判港共,特別是工聯會,以及剖析他們不斷出賣基層的原因更為實際。

講道理,要先擺事實,工聯會的惡行可謂罄竹難書,不能盡錄,全部涉及重大勞工議題,而且變本加厲:

– 2006年「工資保障運動」

工聯會三位立法會議員(陳婉嫻、王國興、鄺志堅)起初表明如曾蔭權不為最低工資立法,將不再支持其連任。政府推出「工資保障運動」,並表示如成效不濟,在兩年後立法,引來他們的反彈,三人表示打算不支持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鄺志堅更義憤填膺說要司法覆核,指政府可以利用《行業委員會條例》中的行政手段來定立最低工資。最後,政府表示在「工資保障運動」,實行一年後進行中期檢討,工聯會「轉軚」支持工資保障運動,放棄司法覆核,並宣布將會支持施政報告致謝議案,工聯會被狠批出賣工人。結果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最低工資拖到2010年才正式立法。

– 2007年香港紮鐵工人大罷工

八月,紮鐵人工的加薪與否,是由一年一次由資方代表的香港建築紮鐵商會與勞方代表的香港建造業紮鐵職工會商討所得的。紮鐵工人多年來爭取加薪,薪酬水平卻未能反映市場供求,令人感到被工聯會紮鐵職工會出賣。工人忍無可忍轉而向職工盟求助,自行選出談判代表,架空職工會。工聯會的工會領袖不敢帶領工人上街抗爭,更指責帶領工人抗爭的職工盟、長毛鼓吹工人遊行示威是另有政治目的,強調只有扎鐵職工會能代表工人跟商會談判,別無分店。

– 2010年「高鐵工程優先聘用本地工人」議案

社民連陳偉業議員在相關財委會中,提出動議,要求高鐵工程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動議立即處理以31對21票被否決。

– 2010年巴士公司工潮事件

八月,工聯會的屬會不全面諮詢車長的意見,在醞釀工業行動時,偷步先跟資方達成較小幅度的加薪協議,名義上是為車長爭取了加薪,實際上要車長接受微小的加薪幅度1.8%。其它工會不滿加幅未達到員方要求加薪2.2%,發起工業行動,並計劃於8月10日會發動全面罷工。工聯會不但勸阻其屬會的會員參與,而且資方亦振振有詞說已跟工聯會屬會達成協議。結果,本來預計會有近七百人參加的罷工行動,但最後的人數僅得一百人左右,工運受挫結束。

– 2011年交通津貼計劃

要求政府重新考慮「雙軌制」(即是以家庭或個人為單位均可申請),本已得到工聯會議員在內三十多名議員支持,但由於政府拋出優化版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成功令原本支持「雙軌制」的自由黨及工聯會轉軚支持新方案,政府輕易過關,卻令數以萬計低收入打工仔未能申請每月600元的交津。

– 2013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工聯會早前炮轟梁振英未兌現標準工時立法承諾,不足半個月,卻以地區民意為藉口,在立會辯論施政報告前,公然轉軚支持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更透過提出修訂,刪除工黨李卓人對梁振英未履行標準工時立法承諾,在致謝議案中加入「表示遺憾」的字眼。多名泛民及工黨議員對工聯會轉軚表示遺憾,批評工聯會為挺梁出賣工人利益。

– 2013年港台鄧忍光事件

有關港台鄧忍光事件,科大李德成教授有獨到見解:「工聯會一般都會拉一派打一派,不會和全體工人作對。可是,最近的港台鄧忍光事件,共產黨就放棄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選擇全面跟港台工會對抗,因為其外圍組織愛港力和愛港之聲竟然亮出解散港台工會的口號,把共產黨自稱維護工人利益的假面具都拋掉,徹底站在工人的對立面

加上實際上面對港台員工和管理層的抗爭,工聯會也一直不發一言,對政府在過去採取陰乾政策對付港台視若無睹,而被陰乾的港台員工,都應該記着工聯會是有份支持政府這樣做的。

愛港之聲的高達斌指鄧忍光的公開道歉太軟弱,應強硬整治港台,又認為港台不應受工會掣肘,政府應解散港台工會,實際上是要港台成為政府製造輿論的血汗工廠,這一工作,工聯會是優而為之的了,愛字頭也不過是東施效顰。

現在的共產黨和它的一班手下,已經不把階級矛盾放在心上,而只注重敵我矛盾。順從共產黨的,即使是大財閥,也是朋友;對共產黨不服的,即使是工人階級,也是敵人。」[2]

到最近碼頭工潮事件,工聯會如何「潛水」,詆譭工運,分化工人,相信大家還是記憶猶新。從整體表現可以斷言,工聯會成了專門出賣工人,與財閥通姦的「黃色工會」(其實「黃色工會」所用「黃色」一詞並無此意,原先只是對照社會主義所用的紅色而得名),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

本席想引用網絡上看到的說法,不少比報章評論還好看,而且不留情面,一語中的:

先天上,由工聯會成立之初,他們已面對今天的悲劇局面:親北京工會,港英時代遭打壓,回歸之後以為可以當家作主,可是他的大靠山北京,卻變成國際共產陣營中最大的走資派,過去工聯會鬥生鬥死的資本家,竟成了他大靠山的座上客,先來一個商人治港,之後又來一個港英公務員,工聯會呢?在大靠山北京要求 下,被迫支持過去敵人,而這班人,今天仍在剝削工人,要一個工會支持一班剝削階級,這是那一門子的工運?工聯會,不是一個悲劇,那又是甚麼?

-都是那些日子:《榮華富貴工聯會》(節錄),2006年10月27日

2006年,工聯會支持「工資保障運動」,被鄭家富指責「出賣工人」,陳婉嫻表現激動,淚灑當場。這種兩面不是人、天人交戰的委屈,本席深表同情。梁振英當選至今,樓價暴升,工資貶值,民生不進反退。中共依然要靠籠絡財閥來換取統治基礎,工聯會出賣工人的事恐怕只會更多。

主席,我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2013年6月5日

2013.06.05 經濟結構失衡 談何家庭友善?

2013.06.05 經濟結構失衡 談何家庭友善?

在 2013年6月5日18:13 由黃毓民(網誌)…

– 「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議案發言稿

1. 主席,香港勞工政策落後而且偏袒財團商家,對勞工保障不足,政府、資本家不過視家庭為提供勞動力的零件,剝削工人無所不用其極,更遑論家庭友善政策。香港基層僱員有薪假期遠低於已發展國家的水平,一般長工普遍只得7天年假及12 天法定假日,莫說長期零散工、面對假自僱的基層了。此外,香港工時之長亦長期位於世界前列。根據統計處2013年3月發表的統計,香港工人每週工時中位數達45小時,62萬工人每周更工作起逾60小時,標準工時立法實在刻不容緩。政府卻不斷拖延標準工時立法,成立委員會不過是緩兵之計,更有大批大財團的代言人分別在傳媒及議會力圖拖標準工時立法的後腿。缺少假期、工時冗長,令僱員難與家人團聚,早前碼頭工友訴說要24小時當值,難得回家竟被⋯⋯女兒當成陌生人,可謂揪心刺骨,恐怕亦是不少基層工友的寫照。至於「名義工資」(nominal wages),則是十年不變,完全與通脹脫勾。保障勞工權益,特區政府責無旁貸,本席要求特區政府立即就標準工時立法,強制僱主超時補水及設立男士侍產假,統一法定勞工假期為17天。

2. 特區政府官商勾結,坐視財團巧取豪奪,坐擁萬億儲備,卻無視民生困苦。地產財團壟斷香港各產業,政府則坐視不理,賤賣公共資產,領匯上市驅逐小商戶,導致樓租鋪租飆升,百物騰貴。夫妻倆胼手胝足,勉強維持家庭開銷,居住環境、工作、經濟等生活必需竟成每一家庭的壓力來源,又缺乏時間休養生息,試問一家如何和睦?薪金低微、失業或單身人士,就只得申領綜援,不過平均每人每月只得千多元生活費,生活捉襟見肘。

3. 特區政府眼中,勞工不過是其中一種生產工具,家庭照顧者就更是不名一文,家庭照顧者負責打點家頭細務照顧老弱教育幼兒,無名貢獻社會,接受公共資助亦在情理之內。全職家庭照顧者只能在經濟上依賴家人,生活零保障:退休沒有強積金,全民退休保障音訊杳然;領取綜援人士在子女12歲以上父母就要強制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要面對社署迫逼,放棄照顧幼子女投入勞動市場。特區政府對在職父母的支援杯水車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2012年的研究指,香港只為0至6歲兒童提供託兒服務,但全港只得5500個名額,當中僅得690個免費名額。香港社會缺乏一切對家庭的支援,一旦發生意外,社會就將一切責任推向照顧者身上,以疏忽照顧之名控告照顧者。要照顧子女,就要捱個金睛火眼,甚或領取綜援遭受歧視;想改善物質生活就要放棄天倫之樂、將子女教育置諸腦後,甚至面對控訴與抱憾,特區政府就是要將家庭置於兩難之局。

4. 要在香港實現家庭和諧,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夫妻恩愛,已漸成奢望,當家庭面臨危機同樣缺乏支援,部份持極端宗教立場人士,為了保護其單元的「一夫一妻家庭」定義,歧視不同性傾向家庭。《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家暴條例)充滿漏洞,既不保障受虐老人,家暴受虐者需要自行經法庭申請禁制令,過程冗長而複雜,單是申請法援已需要8-10星期。立法會無視民間訴求,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一度遭取消,至今仍在排期重開。根據立法會於福利事務委員會2月19日會議「有關處理家庭暴力(包括性暴力)問題的政策」民間團體提出不少關於家暴的問題,例如警方慣常將家暴事件如婚內強暴等視作家庭糾紛處理,令受虐者未能得到適切的房屋、經濟及法律上的援助[1]。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處於家暴問題的最前線,但每個中心平均每年要處理千多個個案,工作量沉重,難免影響個案跟進質素,更有部份前線社工拒絕協助家暴受害人提供房屋及經濟援助,案例不勝枚舉。本席希望立法會可盡快重開家暴小組,廣泛諮詢民間團體,緩解家暴問題。

5. 李慧琼議員提出所謂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實在矯揉造作有餘,誠心善意不足。一個社會是否對家庭「友善」,恐難靠幾項措施就能一蹴而就,而是端看社會資源分配、法制等是否有人本關懷,是否以公義為原則保障社會各階層。民建聯等建制派議員一直以來卻是為無良財閥及不義政府背書,漠視基層民生,與民為敵,口說關顧市民,投票就背道而馳。就香港情況而言,真正的家庭支善首要是保障勞工權益、消滅地產霸權、增加家庭照顧的支援例如托兒服務、及增加社會福利和家庭服務的支援。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會議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

2013.05.31 解除職務,與法不合

2013.05.31 解除職務,與法不合
 
在 2013年5月31日19:19 由黃毓民網誌
 

附件:黃毓民議員對蔣麗芸議員建議的回應

1. 法庭判處緩刑的權力來自《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109B條: 就不超逾2年的監禁刑罰,法庭可作出命令,規定自命令之日起不少於1年及不超逾3年的期間內,該刑罰不得予以執行。 除非被告人在緩刑期間再干犯刑事罪行,否則原來監禁的刑罰則不用執行。 萬一被告人在緩刑期間干犯刑事罪行,他除了要接受新罪行的刑罰,獲判處緩刑的監禁的刑期亦有機會執行。

 

 2. 不是所有的罪行也可判處緩刑,《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規定,「緩刑」不適用於附表三列出的「例外罪行」。

 

 3.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公開表示只要是超逾1個月的監禁刑罰,儘管是「緩刑」,若有議員提出,也可啟動《基本法》第79(6)條解除議員職務的機制。 第79(6)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6)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

 

4. 從立法會網址看不到立法會主席曾就超逾1個月的緩刑監禁刑罰作出任何正式裁決,此前本席亦不察覺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曾就此問題給予任何意見。過去立法會兩次啟動《基本法》第79(6)條解除議員職務的機制皆與「緩刑」無關:詹培忠和梁國雄的個案涉及即時監禁刑罰,等候排期上訴;詹培忠當時在服刑中,而梁國雄則獲保釋等候上訴。

5. 本席認為,就《基本法》第79(6)條而言,除非另有法律規定,「緩刑」亦須視為「監禁刑罰」,曾鈺成公開發表的意見不符合《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的規定。 該條訂明:

「除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所載的條文另有相反的規定外─

(a) 並未根據第109C條執行的緩刑,就所有條例而言,須視為一項監禁刑罰,但如屬任何規定被判處監禁的人被取消資格或失去職位或被沒收退休金的條例,則不在此限;」

 

 6. 本席認為,第109B(5)(a)條「被取消資格或失去職位」(disqualification for or loss of office) 符合《基本法》第79條所指的「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no longer qualified for the office)。

 

7.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條亦為「公職」(public office) 給予釋義: 「公職」(public office) 指任何令任職的人或擔當職務的人成為公職人員的職位或工作。(“Public office" (公職)means any office or employment the holding or discharging of which by a person would constitute that person a public officer.)

 

 8. 但是,有意見認為:

(1) 《基本法》作為小憲法,其詮釋不一定參照《本港法例》;和

(2) 高等法院在梁國雄挑戰曾鈺成剪布的司法覆核一案,表示根據《基本法》法院不會干預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

 

9. 《基本法》為作為特區的小憲法,對一般的《法例》有凌駕性;若說《基本法》的詮釋不一定參照《本港法例》,這點本席不會反對。

 

10. 接着的兩個問題是:

(a) 為什麼在討論《基本法》第79(6)條時,不參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就「緩刑」的規定? 和

(b) 若不參考《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又應如何解讀《基本法》第79(6)條呢?

 

 11. 那些認為《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不適用的人,其實已墜入了「莊周夢蝶、蝶夢莊周」的迷思中。究竟本席應先考慮《基本法》第79(6)條「監禁」一詞是否涵蓋「緩刑」?還是先判斷「緩刑」是否屬監禁刑罰,因而符合《基本法》第79(6)條的規定? 本席必須指出:殊途未必同歸。

 

12. 儘管本席不能僅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的規定去解釋《基本法》第79(6)條,但因此而得出「超逾1個月的緩刑監禁刑罰亦符合《基本法》第79(6)條的規定」的人,犯下了兩個嚴重錯誤:

(a) 忽略了上述第3點的考慮;邏輯上就算不跟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5)(a)條就「緩刑」的規定,也不代表「緩刑」就等如「監禁」,兩者在本質已有分別,後者被剝奪人身自由;和

(b) 第109B(5)(a)條不應被獨立處理;法庭判處緩刑的權力來自第109B條,因此,要考慮「緩刑」的含意時不能只考慮第109B(1)條而忽略第109B(5)(a)條。

 

13. 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1) 從來沒有人提出《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條抵觸《基本法》,因此可是假定第109B條是符合《基本法》的;

(2) 《基本法》沒有就第79(6)條的情況作出任何解釋,因此,解釋第79(6)條必須參考《基本法》外的資料;

(3) 雖然《基本法》是小憲法,有別於一般的《本港法例》,但若詮釋《基本法》時,在缺乏充分理據下,採納一個與《本港法例》不同的詮釋,有違公義;

(4) 若要參考《基本法》以外的資料,《本港法例》無疑是一個最貼近《基本法》及最具參考價值的文獻;

(5) 就算有其他參考文獻的存在,亦不見這些文獻會得出偏離第109B(5)條的解釋,至執筆這一刻,本席亦不察覺到立法會主席或秘書處或法律顧問或其他有意推動第79(6)條的機制的人提出其他文獻的支持;

(6) 若問題源於《基本法》第79(6)條未夠清晰,考慮到上述5點,立法會主席若採納一個《基本法》或《本港法例》或其他文獻沒有提及的解釋是令人十分費解,尤其是在《基本法》下,立法會主席沒有獲得授權解釋《基本法》;和

(7) 實在有太多例子《基本法》內的條文/原則是透過本地法律 (即《本港法例》) 解釋,遠的不說,《基本法》第24(4)條中提到「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何謂「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和「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不是需要參考《入境條例》(第115章)的相關條文嗎?參考《本港法例》來解釋《基本法》,絕對是有先例可援。

 

14. 更重要的是,要判斷「緩刑」是否等如「監禁」,根本不涉及《基本法》的詮釋。 正如上文所述,法庭判處「緩刑」的權力來自《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B條,沒有這條條文,法庭根本無權判處「緩刑」。 所以,要知道甚麼是「緩刑」,就必須從第109B條入手。 第109B(5)(a)條已的規定是非常清楚的:

「除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所載的條文另有相反的規定外─
(a) 並未根據第109C條執行的緩刑,就所有條例而言,須視為一項監禁刑罰,但如屬任何規定被判處監禁的人被取消資格或失去職位或被沒收退休金的條例,則不在此限;」

“Subject to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contained in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a) a suspended sentence which has not taken effect under section 109C shall retreated as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all Ordinances except any Ordinance which provides for disqualification for or loss of office, or forfeiture of pensions, of persons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and”

 

15. 若看過英文版本的,相信不會誤會「取消資格或失去職位」(“disqualification for or loss of office”) 的含意。「職位」( “Office”) 一般指的是公職。

 

 16. 根據第109B條,法庭判處的「緩刑」不等如「監禁」,怎能說是滿足了《基本法》第79(6)條下的機制的門檻呢?

 

 17.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C條,若被告人在緩刑期間再干犯刑事罪行,可能出現以下情況:

(a)法庭可命令緩刑須予執行而原來刑期不變;

(b)法庭可命令該刑罰須予執行,但原來刑期則由較長或較短的刑期代替;

(c)法庭可藉命令更改根據第109B(1)條作出的原來命令,方式是將原來命令所指明的期間,改由另一期間代替,而該另一期間的屆滿時間不得為自作出更改當日起計3年之後;或

(d)法庭可就該緩刑不作出任何命令。

 

18. 假若「緩刑監禁刑罰」短於一個月,法庭行使第109C條時判處一個超逾一個月的監禁刑罰 (即第109C(1)(b)條),或就新干犯的罪行,判處一個刑期,而該刑期加上執行「緩刑監禁刑罰」超逾一個月,那觸動《基本法》第79(6)條的應是那一個判刑呢?

 

 

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2013.05.30 打破財閥壟斷 還港人發展空間

2013.05.30 打破財閥壟斷 還港人發展空間

在 2013年5月30日18:39 由黃毓民(網誌)
– 「提升香港整體持續競爭力」發言稿

1. 主席,即使沒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香港的競爭力被大陸其他城市趕上,本席都認為香港的競爭力是會日漸下落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剛剛發表2013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香港由去年第一跌至今年的第三,被美國和瑞士趕過,洛桑主要以政府效率、營商效率、經濟表現和基礎設施四方面衡量世界數十個經濟體系的競爭力;世界經濟論壇的2012-201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雖然把香港由第十一名升至第九名,但把「創新與商業成熟度因素排名」列為第二十二名。本席的觀點與角度,與身為局外人、經濟掛帥的洛桑和世界經濟論壇有所出入,着眼於政治氣候、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香港產業失衡、租金過高、人才匱乏,都是老生常談,本席認為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的經濟日漸依賴大陸,港人貧富懸殊導致內部需求不振,同時政府的吏治日益敗壞,令香港無力回天。

2. 香港的競爭力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共後不斷倒退,從前港人以國際金融中心、薈萃中西文化而自傲,現在卻終日嘀咕「沒有大陸香港就完蛋了」,自力更生、莊敬自強的氣魄一去不返,此間政商界更是「背靠祖國、放眼世界」唸唸有詞。現在中國是香港最重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地,佔總額的36.3%,香港62%的轉口貨物原產地為大陸、54%以大陸為目的地,中國旅客佔訪港旅客總數的72%,可見香港經濟已是仰中國的鼻息;同時,香港的經濟結構是以金融、旅遊等服務業主導,服務業佔生產總值的九成以上,不論是產業和顧客結構都漸趨單一,本席擔憂一旦大陸經濟倒退,香港就無險可守了。上屆行政長官曾蔭權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至今合共只佔生產總值的8.5%,平均每項只有2%,[1]只有旅遊業的一半,微不足道。再者,香港欠缺美國、日本、德國等高競爭力國家所擁有的創新和工業,除金融外根本難以吸引歐美的顧客使用香港的產品和服務,本席認為此前所謂的「高競爭力」泰半是來自金融行業,並不可恃。

3. 本席同時要指出,貧富懸殊的問題除了是社會問題,也攸關香港的競爭力。當為數不少的港人每天營營役役都僅能維持生活,沒有餘裕和閒錢消費,內部需求難免疲弱不振,更會打擊港人創業的成功機會,消費者沒有能力消費於新興行業,恐怕飯碗不保、退無死所的勞工也不欲投身發展新興行業,香港的創業和創新每每被「消滅於萌芽狀態」,整個經濟體幾乎只有守業,沒有創業,我們只會看到滿街的奢侈品店和藥房,賣的都是舶來品,純粹是「過水濕腳」罷了。以前在北角興發街的時裝品牌Esprit,也曾經衝出國際,近十年來,像Esprit一樣由街邊小店變成國際品牌的神話,在香港再不復見

4. 自「六八九」梁振英政府上台以後,廉能政治、言論自由、人權法治迭遭破壞,梁振英本人臉不紅、耳不熱玩弄語言偽術,行政會議「雞鳴狗盜出其門」,問責官員的外訪開支以倍數增加,政府成員公然抹黑反對聲音,整個政府端的是腐敗透頂。動員議案的林大輝議員剛才向「六八九」政府發表諍言,希望政府能改過遷善,恐怕梁政府也是好官我自為之,對任何異見都是充耳不聞。香港以往的成功來自廉能政治、人權自由和法治精神,公權力機關依此運作,一般港人藉此生活和發展,蕞爾小城終能成為「亞洲四小龍」,梁振英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提請人大釋法,警務處長曾偉雄高調打壓和平示威,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抹黑學民思潮,另一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涉嫌重大弊案 ……長此下去,港人只能跟隨港共政府及親中財閥的旋律起舞,變成極權政治、壟斷式經濟下的「僱傭奴隸」(wage slaves),喪失所有創新的能力,只懂得在極權中國的潛規則下與大陸城市競爭,最終凋零萎謝。

5. 本席斷言,香港的根柢其實十分疲弱,經濟外強中乾,政府腐敗無能,人才諱言創新,這些敗象在九七回歸後畢呈,特區政府難辭其咎。港人要重拾昔日驕人的競爭力,必須珍視港人九七前賴以成功的價值,打倒港共極權,打破財閥壟斷,奪回原有和應有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尋回自己的路向!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2013.05.29 主權在民 實質自治

2013.05.29 主權在民 實質自治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民主程序」動議辯論發言稿
主席,今天梁家傑議員所提的議案,開首提到全國人大法委會主任喬曉陽在今年3月24日發表談話,其實正式來說,該次只不過是喬曉陽與建制派議員舉行的非公開座談會,談不上任何法律效力。什麼時候這種私人派對的放話成了「聖旨」?對於中共這種所為,以至香港政客及傳媒那種揣摩「聖意」,然後沒頭沒腦地跟着拍子起舞的態度,本席是深惡痛絕的。
此間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程序的爭議,涉及三個層面,其一是爭取普選的方法,其二是提名委員會代表性問題,其三就是所謂「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的問題。這都牽涉我們對正當的主權來源的理解。
一、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教授,2月23日有一篇題為《「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與時機》文章,指該行動「不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而是「希望北京政府履行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決定中作出了讓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承諾」。戴教授「釋出善意」,可是觀乎左報政論,「佔領中環」已是挑戰中共主權,與中共抗的行徑。
其實正當的主權本來就源自人民,爭取民主的人不應妄自菲薄。在闡述本席的論點之前,我想引述《新華日報》當年批判國民黨,題為《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1945年9月27日)的社評作為引子,同時突顯土共很多顛倒黑白的言論根本不值一駁,只需引用他們祖宗寫的東西刮幾記耳光就夠: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什麼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復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
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制;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
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主權和治權分開,主權屬於人民,治權委托政府,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之權利,這種「人民主權」(Popularsovereignty)的思想可以追遡至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洛克和盧梭。把其核心理念簡要言之,就是依自然法及契約論觀點,主張國家主權的真正掌握者是全民,總意(generalwill)即是國家主權之所在;政府權力由人民委託而得到,而這種來源是其權力合法的依據或前提。因此,立法者和政府機關必須按人民意志行使,否則,人民可以收回授權,而面對暴虐地制定或執行法律的時候,人民更有反抗暴政,建立新政的權利。
二、
主權不能出讓,只能授權,就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而言,完全可以這樣說。所謂中共對香港行政主權,這種語境語調,就像宗主國對外在藩邦或殖民地進行統治一樣霸道。
這都不外是政治ABC,不厭其煩地講述,是要撥亂反正,因為許多民主派不單不從根本否定或質疑中共之於中國的主權合法性(legitimacy),或起碼退而求其次,對此問題保持緘默,起碼來存自己的氣節(integrity)。
與此相反,近年民主派幾近百份百肯定中共之於中國的主權合法性。當然,中共也會辯稱它那套一黨專政代表人民。問題是,當你不否定中共的認受性,而它儼如代表中國全體人民的總意,依它的權威去決定某些事情是否符合主權,例如不停阻撓普選或在「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能否出任地方首長的問題上撒野,民主派剩下的反對理據就不多了。
對主權理解之不同,亦體現在爭取普選的方法這個層面上。
究竟爭取普選的方法,應是一種向權威抗議、請願的行為,還是一種自我充權、自我實現的行為?究竟向一個倚靠暴力、利益、血緣關係、金權勾結來維繫,而沒有合理主權認受性的政府請願、抗議是什麼意思?是肯定這種政府,還是形勢比人強,這不過是權宜之計?為什麼在民主派不斷肯定中共在香港政改的角色途中,我們看到認同中共的影子?
如果你接受「人民主權論」,即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之權利,亦即人民才是行使主權的實體,則我們「全民制憲、重新立約」之議,就不是天荒夜譚的怪論,不應被加以否定或無視。剩下的就只有政權的威嚇和打壓,是否有足夠準備承受代價的問題。
三、
最後一個層面,就是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問題。為什麼非要提名委員會不可?
從「主權在民」的思路出發,香港人什麼時候動用了「創制權」,以提名委員會方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香港人可曾授權有關規定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共有委員59人,內地委員36人,香港委員23人,委員全部由全國人大直接委任,而且內地委員佔多數。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絕大部份港人無從參與,只能逆來順受。及至六四慘案發生,民主派人士退出草委,中共單方面收緊23條等其他條文,又可曾合符香港人的意思?
要不要以提名委員會方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完全是香港的內部事務,那麼香港人對此有「複決權」嗎?門都沒有。為什麼?「主權」在中共,中共肯修改,更將你打成是與之對抗。明明是香港的本地事務,卻不能複決,可見提名委員會除了篩走中共不願見到的人外,還有何作用?
所謂「提名委員會」的問題多不勝數,根本完全不能接受:
1. 提名委員可輕易改變政治取向,沒有法律規範其投票須合乎政綱;
2. 由提名委員產生到提名時間甚長,若選民改變意向,亦無法左右提名委員;
3. 若果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期後於提名委員產生,選民在投票給提名委員時,完全欠缺什麼人會參選特首的必要資訊,無從判斷;
4. 提名委員會人數有限,容易受中共及財閥運用政治資源(politicalresource),操控提名意向;
5. 即便一人一票選出提名委員會,它的組成仍受界別劃分以至地區劃分操控,極受行政當局左右,造成不公。 由此可見,所謂「提名委員會」組成只要符合普選原則,就不存在構成「篩選」的疑慮,不過是欺人之談。反之,以公民連署的方式提名行政長官,這種直接民主,則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四、
盧梭與洛克均認為最終政治權力歸屬於人民全體,他們的差別在於對主權概念解釋:盧梭強調定期性的全民參與和執行政策,而洛克則主張立法代表間接行使政治權力。本席一直認為直接民主是高於代議民主,即使是將來特首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我也只會視為「必要之惡」。五區公投運動,更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直接民權的精神,爭取直接民主的實現,是進步民主派的應有立場。
五月中,曾經提出由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辭職,引發公投,但為免動用公帑,戴耀廷指,可以改為全港電子投票,而經全民投票得出的方案「不會太激進,與中央談判的機會高」。說好了的全民公投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何俊仁不必負責,找個爛理由就算向選民有所交代?人民才是主權的實體,民主派似乎未曾相信這套。
近年本土意識迅速抬頭,左報喜歡亂扣帽子,把人打成港獨,甚至上升到威脅內地政權。其實本土派更在乎的,是香港人能否具有實質自治(defacto autonomy / substantial autonomy)。所謂合作可以,融合不行,即使香港有普選特首,如果大陸不斷鑽「高度自治」的空子,找香港「着數」,在邊境、土地使用、城市規劃、選舉事務、教育、醫療、人口政策以至捐款賑災等大小領域不斷侵犯香港,香港還不是死路一條?香港做了大陸貪官的資金避難所,和人民幣業務中心,這還不夠嗎?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本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依據在哪?所謂主權在民,實質自治之議,都是服膺價值理性,也是本席奮鬥的理想。人們最終都會發現,我們尊嚴和權利的憑藉,並不在於外在條文,而在於自我肯定。
主席,我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2013年5月29日

2013.05.29 悼念六四 植根本土

2013.05.29 悼念六四 植根本土

在 2013年5月29日15:20 由黃毓民(網誌)
-「六四事件」議案發言稿

主席,「六四」動議,是一年一度的政治表態,泛民年年行禮如儀,保皇年年退避三舍,已成指定動作和套板反應。

但是這種二分法,同時也帶來了思考的疏懶。「泛民主派」長期認為自己是正義化身,長期邊緣化內部的異議聲音,到中共對香港的殖民壓迫日甚,內部異議日益壯大,泛民除了對之妖魔化,就不知如何肆應。

支聯會近乎壟斷整個在香港的六四記念活動,其晚會程序的公式化,及支聯會內的中央集權,早已有不少參與群眾微言。十年前(二○○三)本席欲於晚會上台呼籲群眾七一上街倒董和反廿三條,也要向支聯會以司徒華為首的高層,苦苦哀求、討價還價,才獲得「恩准」。

去年開始,本土意識抬頭。支聯會又訂下了莫名奇妙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劣評如潮;接着陳雲在「面書」上發表《悼念六四,必須民間化,支聯會必須要與民主派劃清界線,否則港人不應參加六四晚會》一文,一石激起千重浪,但批評的回應,往往流於情緒宣洩,仍然是沿用以往「出席燭光晚會與否,乃人禽之辨」的道德批判老黃曆。

今時今日,我們需要深入探討悼念六四的問題,本席由大氣電波時代,已經力主棄用「平反」一詞,一來「平反」有承認中共的合法統治地位之意,二來稍為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會明白,「平反」與「政治體制改革」,是沒有必然關係的。七八年鄧小平借助民間有強烈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意願,藉此擊倒「凡是派」,但大權在握之後,就翻臉不認人,鎮壓西單民主牆。這段歷史,將來還是有機會重演的。

至於「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句新口號,當年八九民運後香港也有一句類似的口號:「中國冇民主,香港冇前途」。六四之後就變成了「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失敗主義論述。民運期間,香港人的心理狀態是十分複雜的,借孔誥烽在「面書」的說法:「八九六四是香港人主體身份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雖然它同時有催生香港主體意識(即對“開明中共”的幻滅)和壓抑主體意識(即是將香港民主化與大陸民主化綁在一起)的矛盾效果。」另一方面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那是對自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覺醒。

可是六四慘案一來到,那就變成一場無了期的「苦戀」,而廿四年後再回望,六四慘案標誌着中共錯失最後一個自我改良的黃金機會,公權力從此毫無制衡,再加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全國上下向錢看,貪腐完全失控,大陸民眾質素低處未算低。由此可見,即使是「文化中國」,在深圳河以北,也是日漸消亡。中共繼續竊國,與一個壟斷「愛國」的政權比拼「我們更加愛國」、苦戀一個不值得去愛的國家。是徒勞無功的。

本席每年六四都會出席燭光晚會的,為的只是「物傷其類」以及聲討極權,但是不少本席的支持者,因為這句「愛國愛民」口號,對支聯會的不滿終於超過臨界點,而拒絕出席,本席理解這種情緒,亦制止不了。

現在有人辯論共產黨到底怕燭光晚會出席人多,還是人少,本席認為是捉錯用神。若果支聯會願意把悼念六四活動全面本土化,省略掉愛國主題,共產黨會更加恐懼的。但要求他們自我改良,恐怕有如期望民主黨就三年前出賣選民一事向公眾道歉一樣,本席不寄厚望。本席希望決定杯葛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的民眾,能自發組織悼念六四、加入本土角度的活動。

香港的公民社會,是一個被遺忘的「死傷者」:八九民運喚醒了不少港人的理想主義情操,但其後的鎮壓令理想幻滅,從而使大部份港人變得更加犬儒。其次是該年夏天中共奪回新華社駐港分社的控制權後,把香港的民主派定性為「反中亂港」的「敵對勢力」。文革語言在各機關報章上大派用場,直至今日。雖然近年民主派及保皇黨內部各自的分歧亦浮上水面,但香港社會的撕裂格局,至今未變。最後是當年街頭上所聚集的民氣,本來足以是爭取全面普選,及把民主運動本土化的黃金機會,但最後竟因司徒華誤信殖民地政府的心戰,把「三罷」取消[1],結果是民氣自行消散。

六四慘案是一場人道災難,以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標準(註二)[2],更是「反人類罪」(crimesagainst humanity),而這些罪行,至今未止。本席認為將來的本土版悼念六四活動,應以此為基調。以台灣二二八慘案的道歉及賠償,甚至是南韓起訴主使鎮壓光洲民主運動的全斗煥與盧泰愚為藍本作訴求,才是正道。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黃毓民議員
立法會大會

二○一三年五月廿九日

2013.05.23 究竟是誰搞垮香港中小企業?

2013.05.23 究竟是誰搞垮香港中小企業?

在 2013年5月23日14:57 由黃毓民網誌

-「維持本港有利營商環境」動議辯論發言稿

主席,

今天的題目是「維持本港有利營商環境」,本席自然不會依循此間政商界那種先「把餅做大」,繼而產生所謂滴漏效應的讕言濫調。這不過是要基層市民滿足於財閥飽餐後的殘羹剩飯,這不是叫人自甘為奴嗎?香港從來都是重商社會,為什麼中小企的經營環境卻愈來愈差?中小企叫苦連天之餘,可曾想想究竟是誰搬走了他們的乳酪?

 

對於任何中小企而言,薪酬不過是營商成本之一,還包括租金及電費兩大部份。香港遍地謊言,社會不公,本席將就租金、電費、議會組成三方面論述中小企的痛苦根源。

 

一、租金狂飆 百業蕭條

 

據高力國際數字顯示,2004年自由行全面推行後,香港商舖租金按年升幅達57.3%,為沙士過後大反彈,往後的10年,只有3年因環球金融海嘯爆發令舖租短暫回調,其餘的年份全年錄得雙位數升幅。10年來舖租大幅飆升,令街道租戶大執位,主打內地客的相關租戶如鐘錶珠寶佔領主要零售段,小商戶、便利店全部招架不住。以廣東道一舖位為例,2007前由7-11便利店以33萬元租用,呎租200多元,輾轉易手後,現在舖租已升至200萬元,呎租1,600元。今日的廣東道、羅素街,便利店幾近絕迹。

 

工廈方面,政府曾經出招卻放生工廈炒家。報道[1]指,曾出戰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工廈藝術家關注組主席周俊輝,見證火炭區工廈10年升價10倍,他於07年以70多萬元上車做業主,其千呎工廈畫室的樓價現已飆升至近300萬元,10年前單位僅值20多萬元。領匯等炒家轉戰收購工廈,令不少「無殼」的創作團體不斷被迫遷。炒家迫走用家,不單扼殺小本經營的藝術個體,令香港面臨文化枯竭,更令不少以工廈為辦公室的中小企感到窒息。

 

陳雲在2012年2月題為《地產霸權癱瘓政府》的文章指出政府的三大權力--稅收權(revenue)、規訓權(social disciplining)及市場調節者之權(market regulator),已被地產財閥奪去。

 

陳雲的文章指出:「政府將好多廣場、通道及車站等公共空間,託管予地產商,地產商化公為私,嚴刑峻法管治香港人,成為香港的社會規訓者,處處設立欄杆禁區,擅自管制人流,甚至行使「治外法權」,連公共街道也管,例如不准香港人影相,才爆發月前D&G的抗議事件… 香港地產財閥,成為香港的市場調節者。他們調節的目的,是要兼併弱小,加強壟斷,使港人成為奴民。[2]

 

隨著樓價不斷上升,小市民置業困難,同時地產商亦紛紛提高寫字樓租金,中小企老闆亦只是幫地產商打工,每個月也有被人分身家的感覺。

 

二、電費狂加 明益大戶

 

電費年年狂加,中小企百上加斤之餘,其實一直是電費制度下的受害者。兩電的利潤管制中期將至,今天《蘋果日報》GREEN專頁專題[3]有深入淺出的剖析,說明在利潤管制協議保障下,電力公司有權對不同客戶採取不同的收費制度。

 

以中電為例,住宅用戶採用累進制,耗用電量越多,每度電的價錢越高。根據中電2013年1月1日最新修訂的電費,住宅用戶頭400度電,基本電費每度為0.778元,其後繼續遞增,直到超過3400度,每度電需要1.616元。跟住宅用戶相反,中電對工商業機構採用累退制。電用得越多,每度電價錢越平,而且當中有分大、中、小商戶。每個月用電不足20000度的小商戶,頭5000度電,每度電費為0.934元。打後每度電價下降至0.925。用電超過20000度的又如何?頭20萬度電,收費為每度電0.667元。超過20萬度,減至0.623元,非高峰時間用電(每日下午9時至翌日9時和星期日及公眾假期),更低至每度電0.593元。至於用電量超過3000千伏安的大商戶,每千伏安首200度電,只需0.504元,過後減至0.485元。非高峰用電時間每度電更是「全城至平」,更只需0.411元。

 

財勢愈大,特權愈多,劫貧濟富,此之謂也!

 

三、功能界別在代表誰?

 

頗有一些人認為功能組別已有效代表商界,包括中小企的利益,事實上又可真如此?

 

在香港,中小企業是指聘用少於100名員工的製造業公司和聘用少於50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政府統計數字指,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香港的中小企業約三十萬家,佔本港商業單位總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並且為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約佔香港總就業人數(公務員除外)的四成七。在從事各行業的中小企業當中,大部分都是從事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務,其次是零售業務。這兩類中小企業的數目,佔全港中小企業超過五成,僱員總數約佔中小企業就業人數的一半。

天主教監察會2010年的報告[4]指出,功能組別的組成欠缺準則,選民基礎甚少,28個功能界別中,23個的選民人數少於一萬人,17個少於5000人,而11個界別的選民人數更少於1000人。當中,區議會、金融、保險、漁農、航運交通和鄉議局等6個界別的登記選民少於500人,而其中4個更是屬於團體選民。本席在這裡的推論並嚴格,但驟眼所見,與其說這些功能組別能廣泛地代表包括中小企的商界,不如說它們代表一小撮權貴更為貼切。

 

又譬如說今天提出議案的林健峰議員所代表的商界(一),以及廖長江議員所代表的商界 (二),商界(第一)選民只包括香港總商會會員(團體),商界(第二)的選民只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團體及個人),選民登記網頁顯示登記選民人數分別為927人及1,749人,不包括其他香港商人。究竟標準在那裡?為何只有香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成為選民?為何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的會員就沒有資格?

 

要成為商界(一)的選民,首要條件為總商會會員(現有約4,000人),總商會職員曾回應報章查詢,歡迎所有持有有效商業登記的公司加入,商會不會核查公司的規模和財政狀况,公司只需填妥申請表、支付5,000元年費和通過商會的簡單會面即可。別的不說,即使上述所言為真,5,000元會費已是一個很大的門檻。上一部分說起中電對小商戶不公,2008-2010總商會主席包立賢便身兼中電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你說總商會及商界功能組別會傾向哪一面呢?

 

都說功能組別在最低工資及競爭法議題上維護中小企利益,如果有功能組別在代表中小企,為何未聞主張推行有利中小企的租務管制、資產增值稅、累進的利得稅等等?為何他們沒有主張調校拍賣土地的大小、地區和時間,讓中小型的地產發展商更有機會競拍土地,令香港整體營商環境更為平衡、多元,也更有利中小企營商?為何沒有人主張回購領滙,放小商戶一條生路?為何沒有人主張在低收入社區興建商場,劃地專門為中小企的商業發展所用,並按社區的生活水準定租金?地產業獨大,「綁架」香港經濟格局,扼殺中小企生存空間,任人魚肉,功能組別議員可曾為中小企發聲?

 

香港人並不仇富,只討厭金權政治、巧取豪奪,以及部分功能組別議員那套貓哭老鼠假慈悲的樣相。

 

中小企業陷水益深,蹈火益熱,是特區專權政府壓縮土地供應、縱容大財閥壟斷市場、大搞公共事業私有化所造成,特區政府聯合資本家千方百計剝削港人,小數人欺壓大多數人,港人都一一看在眼裡。剛才田北辰議員指責提倡或支持標準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的人會損害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可是最令中小企叫苦連天的高租金是這些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造成的嗎?香港好些商界代表、經濟學者不遺餘力攻擊勞工團體,卻不敢批評造成高樓價高租金的地產霸權,根本就是欺善怕惡,畏強欺弱。難道寡頭壟斷也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嗎?

 

港人對於政治經濟二為一體的壟斷搞垮中小企業深惡痛絕,誰曰不宜!

 

主席,我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2013年5月22日

2013.05.23 取消藥物名冊才是根本!

2013.05.23 取消藥物名冊才是根本!

在 2013年5月23日12:20 由黃毓民(網誌)
– 「《藥物名冊》及藥物資助制度」議案發言稿

坐擁數千億港元財政儲備的特區政府素來都是善財難捨、冤枉甘心,二○○五年推行的「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制度,就是這種行政思維的產物。制度美其名曰「必須在現存藥物中作出合理挑選,並公布周知,好能善用公共資源,加強問責」,實際上是為了減省公營醫療系統的藥物開支,視經濟環境欠佳的罕症病人的性命如草芥。藥物名冊在本質上與強制性公積金、領匯、直資學校、關愛基金、長者醫療券等政策如出一轍,同樣是把提供退休保障、公共房屋、教育、扶貧措施、醫療等社會福利的重責推卸予私人機構或私人市場,一般港人需自行承擔因通脹和市場機制而不斷上升的醫療開支。

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在已發展地區中是首屈一指的,不過近年漸走下坡,以「亂七八糟」形容也不為過。最嚇人的莫過於醫療事故頻生,昨天瑪麗醫院才出現一宗心臟移植手術血型錯配事件,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立即要回應事件;其次是服務輪候時間極長,上至專科手術,下至門診服務和長者保健皆然,這兩個問題或許與醫療人手短缺有關,醫院管理局若要聘請海外醫護人手也需平息來自本地醫學界的反對聲音。可是,藥物名冊是可以花錢解決的問題,對七千億財政儲備的特區政府而言,何難之有?

本席翻查醫院管理局2011-2012年度的年報,發現2012年的總支出約有418億港元,當中的員工成本約有296億元,佔總支出的七成,醫院管理局花上天文數字的資金,卻出現醫護人員逃亡潮、接二連三的醫療事故,和有增無減的服務輪候時間,醫護人員和病人一同受罪,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同時,藥物支出有40億元,只佔總支出的約一成四[1],本席相信大家都不能接受這個比例。

特區公共醫療的措施、質素、主觀意願和客觀效果,都是把港人推往私人醫療市場,有能力負擔私人醫療收費或已購買醫療保險的港人也許沒有問題,可是經濟能力不足、患上重症罕症、而無法通過撒瑪利亞基金審查的病人,大概只能坐以待斃了。從特區政府急於捐款予四川省政府「救災」、砌詞搪塞港人對福利的訴求可見,特區政府是誠惶誠恐大陸政府不悅,卻置港人民生樂利不顧的。

不少病人組織投訴,藥物名冊納入藥物的準則不夠透明,藥物建議委員會委員僅包括醫生、臨床藥理學家及藥劑師,病人和公眾只能從網頁知悉會議結果和寥寥數句的納入藥物理據,無法了解評審準則,更無權參與會議。這種制度側重成本效益而漠視病人權益,實在無需本席多費唇舌解釋,本席擔憂的是可能滋生藥廠與委員枱底交易、圖利醫管局和公眾的情況。有人會認為香港的醫療市場太小,出現這種常見於政界的情況是天荒夜譚,但本席認為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漏洞,特區政府總不能置諸不理。

去年九月,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放寬經濟審查準則,按家庭人數豁免部分可動用資產、簡化病人分擔藥費級別至七級,病人藥費最高可分擔比率由三成降至兩成;同時,醫院管理局納入三種生物製劑於藥物名冊,病人使用傳統藥物無效便可以每支十元使用每針最高一萬元的貴價藥,並擴大四類治癌藥的用途。今年,特區政府撥款1.68億元,加大醫管局藥物名冊、撒瑪利亞基金及關愛基金的藥物資助項目,新增及擴闊共26 種藥物的資助範圍,當中六成半是癌症藥物。

於是,特區政府就可以繼續以撒瑪利亞基金作擋箭牌,維護藥物名冊制度,逃避責任。提出動議的麥美娟議員,以及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都建議擴大藥物名冊範圍。本席認為,為何不乾脆取消「藥物名冊」和「撒瑪利亞基金」,直接由政府資助藥物呢?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五月廿三日

2013.05.13 強烈譴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踐踏議會尊嚴 濫權「剪布」

2013.05.13 強烈譴責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踐踏議會尊嚴    濫權「剪布」
在 2013年5月13日19:49 由黃毓民網誌

立法會曾主席鈺成勛鑒: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與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及陳志全議員自上(四)月就《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提交七百多項修正案,要求特區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退保」)及向全港市民派發現金一萬元(「回水一萬」),無非是善盡民意代表職責,為長者及基層的權益鼓與呼。

主席閣下早前表示審議通過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須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完成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及進行表決,暗示隨時中止辯論。然而《基本法》第五十及五十一條亦清楚列明財政預算案無法通過時的肆應機制,顯示《基本法》根本沒有閣下所指的「立法會憲制責任」,閣下以立法會主席身份歪曲事實、混淆視聽,做法十分可恥。今天的會議上,閣下更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第92條賦予的權力「剪布」,決定於翌(十四)日下午一時中止《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辯論,公然為專權政府護航,踐踏議會尊嚴。立法會是審議法案和財政撥款的民意機關,閣下與特區政府扶同為惡,為了通過劫貧濟富的財政預算案,不惜限制民選議員的發言權利,以制度暴力打壓港人對「全民退保」及「回水一萬」的強烈訴求,本席嚴厲譴責主席閣下的「剪布」決定,並希望於五月廿九日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16(4)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本席已就此事去信內務委員會主席,要求討論此事。此外,本席亦已提出申請辯論時段,對閣下提出不信任動議。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 黃毓民

謹啟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副本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全體議員

2013.04.18 本土優先 支持限奶令

2013.04.18 本土優先 支持限奶令
在 2013年4月18日13:46 由黃毓民(網誌)
(按:由於四月十七日的立法會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限奶令」將原封不動繼續生效。人民力量一直支持保障香港媽媽的「限奶令」,泛民主派污衊人民力量「保皇」,而不指責缺席的議員,十分卑鄙!)

– 修訂《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決議案發言稿

主席,今天這一項決議案在中港衝突日益激烈的社會中,有劃時代的意義。

「限奶令」一詞出自「限購令」,遣詞用字富有黨國大陸特色。「限購令」原本是中共國務院遏止人民瘋狂搶購的措施,乃大陸社會的概念,常見於房地產市場;假如民主是西方的舶來品,「限購令」對香港而言也是舶來品,如非大陸人來港瘋狂搶購奶粉,豈會有「限奶令」呢?高永文局長出於政治正確,在發言中強調「限奶令」的「出發點不是針對內地或其他地方的旅客」,當然是自欺欺人。「六八九」(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倡「內交」,要香港「與大陸打好關係」,現在推出劍指大陸人的「限奶令」,基於「本土優先」之旨,本席當然要表示歡迎!

大陸人瘋狂搶購奶粉,源自二零零八年爆發的毒奶粉事件,三鹿、蒙牛、伊利等企業製造的嬰兒奶粉被驗出含有三聚氰胺,令無數嬰兒患上腎結石,大陸人紛紛購買外國奶粉。一零年立法會討論「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被判入獄事件時,本席曾發言指出,中共的管治擺脫不了官員與既得利益者的勾結籠絡,利益網絡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要構陷羅織罪名懲罰趙連海,以維護中共為首的既得利益者,維持政權的穩定。[1]中共的制度缺陷,製造出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商人戕害消費者的健康和性命以牟取暴利,大家都已見怪不怪,可是為何要無辜的香港承擔大陸腐敗的社會代價呢?

黨國大陸社會腐敗 港人生活飽受摧殘

面積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七百萬的蕞爾小城,如何能負擔十三億人口對奶粉的需求?大陸人在香港造成奶粉荒,當中以美素佳兒、美贊臣尤甚,香港媽媽惶惶不可終日。食物及衛生局在一月與奶粉商推出配給制,香港媽媽持嬰兒出世紙加入「媽咪會」就可保證每兩周獲三罐奶粉,而不是向「自由行」的大陸人實施限額,簡直是對港人的侮辱,令公眾譁然,網上罵娘的留言四處可見。

奶粉搶購潮席捲全球,上水、粉嶺的居民首當其衝。大陸人利用「自由行」的「一簽多行」政策,每天多次到藥房和超級市場大手購入奶粉,逃避關稅運回大陸以高價售賣。他們平日以手推車承載大批裝滿奶粉的貨箱,在鬧市大街小巷橫衝直撞,強行登上滿座的火車,而且態度橫蠻,撞倒途人絕不道歉,呼喝入境處職員和警察,更曾襲擊港鐵職員。香港社會素來以守公共秩序見稱,在這些大陸人的衝擊下,公共秩序大亂,港人日常生活飽受困擾。文化評論家陳雲曾聽說有人因此違反逗留條件,在法庭填寫職業一欄,竟然直接填「走私」,而不是「帶貨員」、「送貨」之類的委婉詞,犯法而毫不掩飾[2]。媒體和市民謂他們「水貨客」,陳雲稱他們為逃避關稅的「走私賊」,無論稱謂如何,不少北區居民都對他們恨之入骨,去年有市民發起「光復上水站」的行動,其實是對特區政府顢頇無能的控訴!

奶粉荒令藥房商人大發意外之財,卻帶動了整體租金,其他小商戶不勝上揚的租金被迫結業,摧殘了社區經濟。藥房有如兩後春筍,一條街竟能容納十多間藥房,但小食店和日常用品店等全無立足之地,區內居民只能光顧百佳、萬寧等大財團。區內居民即使要找奶粉,也是不得要領,因為一些藥房歧視本地顧客,總是向說廣東話的顧客答曰缺貨,把奶粉留給大陸顧客,手法令人憤慨!網上曾傳出有位萬寧的女職員不惜冒失職之責,向「水貨客」或「走私賊」謊稱無貨,預留奶粉給香港媽媽[3],受到網民的稱頌。

奶粉荒反映了「中港融合」下的香港的社會問題,從大陸而來的龐大經濟利益由一小撮港人專享,嚴重的社會代價卻由大眾負擔。大陸人大舉南下,熱錢湧入香港,造成樓市泡沫,帶動通脹致使百物騰貴,普羅市民的收入卻不見增長;近年更搶購日常用品,和在公眾地方喧嘩、衝撞甚至小便。除了從事房地產、奢侈品、金融的市民外,所有港人都是「中港融合」的受害者。「限奶令」推出後,商界反應最烈,批評「限奶令」破壞自由市場,所以自由黨的方剛和鍾國斌議員今天就「限奶令」提出修正案。

奶粉搶購潮蹂躪香港 造就本土意識覺醒

大陸劣質偽冒貨品的問題,恐怕都無法在中共倒台之前徹底解決。在「限奶令」上(三)月推出以後,本地媽媽的確能容易地購買奶粉,北區市面亦大致恢復平靜。「日落條款」生效以後,特區政府如何保障本地媽媽免受奶粉搶購潮侵擾呢?既不能取消自由行,又不敢限制一簽多行,「限奶令」是現時唯一有效的措施。

人民力量希望香港媽媽不再需要擔心奶粉短缺,所以反對設下日落條款,將會對方剛、何秀蘭和謝偉俊的修正案投下反對票。鍾國斌的修正案把限制改為對十二個月以下的嬰兒用的配方粉,人民力量認為會令十三至三十六個月的嬰兒失去保障,因此表示反對。盧偉國議員修改廿四小時的出入境攜帶限制為出入境當天,人民力量認為沒有必要,也會反對。

至於郭榮鏗修改「配方粉」的定義,以避免重演錯拉遊客攜帶米餬的事件,人民力量希望「限奶令」能夠對香港媽媽有全面的保障,因此也會反對郭榮鏗的修正案。

以往泛民主派鮮有就迫切的民生問題發起抗爭,只會在六四、七一組織遊行爭取民主,而且曾經支持領匯上市,並支持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退稅、反對派錢,與基層市民為敵。本席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在泛民主派二十年的無所作為之下,已經有「離地」的跡象,爭取民主和保障民生幾乎變成全無關連的兩個議題。香港經過奶粉荒的洗禮以後,愈來愈多港人明白自己的基本權利正遭中共和港共不斷膨漲的特權侵蝕,本土權益與黨國利益是水火不容,反抗中共是保障本土權益的唯一出路,實現民主方能在政治制度上保障本土權益,防止政府實施出賣港人的政策。泛民主派今天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敢高調反對「限奶令」,聲稱堅持普世價值,然而普世價值並非要求我們割肉餵鷹,犧牲自己的基本權利成就他人,更不會要求我們承擔他人作惡造成的代價。本席和人民力量誓要捍衛港人的權益,因此支持「限奶令」!

港人本土權益優先 支持限制運送奶粉

荷蘭的超級市場已限制顧客每次只能購買一罐嬰兒奶粉,英國多間大型超市已限制顧客每次只能購買兩罐嬰兒奶粉,德國更要求顧客攜同嬰兒或嬰兒的出生證明,大陸人搶購奶粉已令歐洲諸國的消費者不便。大陸人聞說特區政府實施「限奶令」以後,有網民聲稱「敢斷我們的奶,就斷他們的水」,殺伐之氣撲面而來。他們不敢反抗縱容冷血商人的中共政權,卻對保障自己生存權利的港人口誅筆伐。港人的本土意識日益高漲,在「限奶令」以外,港人未來必定會有更多保障本土權益的訴求!

魯迅在上世紀初寫道:「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4] 港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特區政府實施「限奶令」理所當然!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東方明珠」的沉淪

「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動議辯論發言稿

主席,

梁振英本年一月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聲言要把產業「做多做闊」,經濟轉型的具體計劃卻乏善可陳。地產霸權、高樓價仍然是香港民生不斷惡化的癥結所在。各行業包括旅遊及零售所帶來的收益,大部分被財團及業主攫取,中下游的個體戶不斷萎縮。董建華政府壓抑樓價政策過猶不及,曾蔭權時代放任自流、大搞官商勾結,到今天梁振英立場搖擺,樓價屢創新高。回歸十五年,香港經濟過度倚賴金融、地產,發展方針可謂一塌糊塗。

一、劣質管治 香港沉淪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朝氣蓬勃,產業包括轉口貿易、漁農業、礦業、工業(造船、製糖、五金等)、工藝(食品加工、金銀首飾等),加上後來發展的大型工業、商貿和金融,香港可謂遍地黃金。當時香港的鐘表、成衣、玩具生產等更是首屈一指。

八十年代,英國人為戰略需要,在短時間內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自此工業北移,新界土地荒廢,漁業式微,結果高端經濟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的本土經濟承托,舊產業支柱消失,缺乏新興產業填補空白,香港經濟逐漸走向單一化。(九十年代初,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仍高達15.4%,到1997年的比重竟急降至6.5%,到2009年,製造業佔經濟比重竟下降至1.8%。)

九七年,董建華上任之初曾主張產業轉型,可惜在自身不濟及亞洲金融風暴等影響下,以失敗告終。往後香港一直被既得利益者的新自由主義主導:公共房屋幾乎停建、限制土地供應推高樓市、公共屋邨商場私有化(領匯上市)、兩鐵合併、鼓勵私立大學、用自由行的雙非婦人產子來促成香港醫療產業化等等。

改革失敗之後,政府因循苟且,歷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毫無新猷,曾蔭權時代更是死抱「大市場,小政府」教條,不作產業轉型。董建華年代的中藥港、鮮花港、數碼港,以至曾蔭權的六大產業,淪為空談,變成口號治港,所謂轉型其實是原地踏步,到頭來還是吃金融地產的老本。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級後所需要的整固期,拖延至今,白白浪費了十五年的光景。香港元氣大傷,不得不仰仗大陸的臉色做人。

二、仰人鼻息 自身失衡

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內地對港在政治上收緊,在經濟上則強調融合,可是香港與大陸接軌的結果,卻是失去本地的經濟活力和產業的發展自主。

經濟合作機會例如CEPA、人民幣離岸服務、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等,往往只有銀行及專業人士得益,經濟繼續由金融業主導,小市民無從受惠。梁振英成立金融發展局,外界對其組織的性質、資金來源、如何監管等充滿疑問,委任多位太子黨及國企老總亦惹來染紅的質疑。

隨著自由行人數逐年增加,在香港衍生各種問題,包括「雙非」、水貨客、罪案增加及文化衝突等,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香港的公共交通及旅客接待設施臨近崩潰,邊境人手無法應付,本地交通如港鐵難以負荷。自由行改變店舖服務對象,本土的特色店舖難以經營,外國貨、奢侈品橫行,摧毀香港的服務業和創意工業的生存空間。而為本地人帶來不便以至推高生活必須品的物價,這些經濟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近年大量從內地逃逸的資金流入本港,以致房地產價格瘋狂飆升,香港淪為大陸貪腐資本的避難所。

以上種種,反映本地人的核心利益正不停受到擠壓。最近一連串民間自發的本土維權運動,港共政權不得不正視,繼續一味鼓吹與內地融合,只是變相出賣香港利益。

三、放眼國際 自強不息

事實上,香港法治健全,文化及環境條件優越,經濟轉型內容相當廣泛,上至資訊科技、生物化學、醫療產業等,中至高級成衣,下至漁農業、休閒服務(郊外旅舍、水上活動等)。雖然已較其它地區落後,但發展多元產業才是促進經濟健康的王道,別無選擇。

去年2月17日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郭位先生,在城大工商協進會年會發表主題演講,題為《誰來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當中舉了三個外地例子,本席想在這裡借用他所提到的一些資料供大家參考。[1]

第一個例子是台灣。1959年台灣成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責科技研發。1980年台灣於新竹創立科學工業園區,引進高科技產業,培訓本地人才和延攬優秀海外人才,其後又分別建立中部和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過去二十年裏,台灣在半導體、電子及資訊等高科技產業方面,成就顯著。2007至2010科學技術白皮書指出,要促成科學工業園區的產業聚落,以期建立「園區聚落」,使產業不只是平行,而且連上下鏈更加緊密結合,把整個台灣西部連合成為「科技走廊」。

另一個例子是南韓。1961年,南韓成立「韓國經濟企劃院」;1967年將隸屬「韓國經濟企劃院」的技術局擴展為「科學技術處」;1998年將「科學技術處」升格為「科技部」;1999年設立以總統為主席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2001年,將規劃、預測、評估與調查科技的「韓國科技評估及計劃研究院」職能擴大,協助制定國家科技政策,協調計劃經費,評估政府資助研究機構與科技部實施的研究計劃,以及開發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寬頻應用帶動南韓的文創產業、遊戲軟體,而南韓製造的液晶電視機亦成功攻佔全球市場。2009年,南韓決定,在五年內投入200億美元,幫助國家重點產業繼續發展。今年初現代汽車已成世界第四大汽車品牌,三星的手機在第二季也超越蘋果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品牌。

最後一個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從1991年開始,制定第一個科技發展五年計劃培養學生對科技的興趣,並在高中預科、大學和研究生中實行培訓與實習計劃和獎學金計劃等,以確保提供充足的研發人才。同時,興建生物醫藥園和資訊傳媒園,提供一流基礎設施,增加新加坡對外國企業和全球人才的吸引力。2003年,啟動GET-Up計劃,向企業提供技術、人力、財政和拓展海外市場的援助,鼓勵中小企業吸收和運用新技術。現在,新加坡的微電子製造技術、資訊通信技術應用已在全球居領先地位。生物技術亦日漸成熟,生物製藥業發展迅速。輝瑞製藥、諾華和惠氏等國際大型製藥公司均在新加坡建立生產基地。

提及上述資料,旨在說明「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香港除了本身優勢,更背靠珠三角廣大幅員,何愁不成大器?只可惜政治昏暗,香港主政者面對大陸官員,不論大小,都恭恭維維,完全沒有捍衛香港利益的氣魄,令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發展一直受制於人,被規劃為共產殖民的「宜居城」,淪為內地官僚資金及家屬的避難所,失去自己獨特個性。

鑒於歐美的經濟危機源自虛擬經濟(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如製造業等)的本末倒置,近年各先進國家先後進行「再工業化」政策,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岩上之屋」的理念,他引述《聖經》中的比喻,指建在沙上的房子會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要點在於政府採取產業戰略規劃、資金扶持、政策協助等措施,幫助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業發展,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再工業化」之議,大概也適用於本港。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造產業,應以基層市民能否分享經濟成果為主要考慮。當今之世,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佔有全球近八成財富,並且製造三分之二的污染。所謂「下滲式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每每欺人之說,真實結果是「上滲式」的財富轉移(trickle-up),令財富變得愈來愈集中。

現在港共主政,基因上繼承共產黨的愚昧狂妄,實行官僚資本主義,繼續盲目發展,配合財閥利益,罔顧保育,並且拖挎香港經濟,也必然以媚共賣港為己任,香港人不能不防。本席認同本土派學者陳雲所言,香港的民主論述必須聯繫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令低級中產及基層市民投入的社會大議程。

主席,我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2013年3月20日
[1]  《誰來推動香港的創新科技?》,2012-12-29,信報財經新聞,郭位

增加公營資助房屋 回應基層需要

「落實啟德規劃,配合九龍東發展」議案發言稿 2013-03-20

啟德新發展區及九龍東發展計劃將會重新塑造整個九龍市區的地貌以及空間分佈,以民為本、合乎公義的社區規劃,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是最重要的原則。香港飽受地產霸權的蹂躪,各行各業以至基層民生都要承擔苦果。不過香港特區政府卻從未嘗試緩解民生困頓,梁班子雖然不停透過公關活動,以示覓地建屋的決心和效率,剛過去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竟無任何實質措施處理長遠的房屋問題。因此,本席認為本會在此刻提出任何無關宏旨的配套工作、社區設施等,不過是為政府轉移視線,或為議員的工作報告及未來的選舉政績,添一閒筆。

啟德規劃    舉足輕重

啟德新發展區九龍中心地帶,造價千億,佔地達320公頃,創造一個全新的社區,是近年香港絕無僅有的大型市區發展計劃。如此規模,對於整個香港及特區政府而言,是一個改善香港居住問題的機會。早有民間團體發表研究報告,指出啟德新發展區可以透過更完善的規劃方法,減少私人樓宇及豪宅的數量,興建更多公共房屋,將啟德發展區的居住人口由八萬六人最高增加至接近十二萬人,善用土地資源,但負責官員及大部份議員,均置若罔聞。除了公共住宅不足外,啟德新發展區另一項甚為可議的項目當屬造價達三百億元的體育城。政府曾提出將啟德體育館化身為住宅,但最終在體育界的反對下擱置。不過,人民力量陳偉業就指出,在啟建設體育場館會浪費珍貴的土地資源及帶來保安問題。而且,容納五萬人的體育場館,在香港是否有用武之地亦是疑問,對於推動運動普及化亦作用不大。

市區重建    剝削溫床

隨着一連串儲如「起動九龍東」及啟德新發展區等都市規劃項目逐步落成及發展計劃出台,必將加快附近舊樓的重建步伐。不過重建卻從來不是為基層改善居住環境,而是拉高當區的租金及樓價,結果是將基層驅逐。土瓜灣存在大量唐樓,受各大地產商包括市建局覬覦,但香港舊樓重建的模式單一,只能由市建局或大地產商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收購,天台戶及租客等社會最基層人士往往受害至深。市建局於啟德發展區預留單位用作市區重建樓換樓,不過有關樓換樓條件苛刻,非自住業主無權參與,即使有資格參與樓換樓的業主,日後亦要面對樓價風險,因此推出至今反應冷淡。若要維持舊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啟德或市區地方應該為受重建影響的居民預留更多作樓換樓及租用的單位,以及給予小商戶營商的地舖市集等,這樣既可保障受重建影響的居民,亦能加快重建已經日久失修但難以進行大規模復修的唐樓。

東北規劃    強徵土地

梁班子雖然不時公開宣示要打壓樓價、覓地建屋,但至今依然未有任何長遠的房屋政策及規劃方案,公屋建屋量更是炒上屆的冷飯,僅有的招數是幾招打壓需求的措施,未知是黔驢技窮還是另有目的。但以梁振英上任以來的手段以及誠信,就難免要本席對其目的保留幾分的懷疑。觀乎梁班子近期的覓地手法,對於基層的欺壓更是比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新界東北的規劃方案七百八十公頃的發展面積,需要逼遷數千住戶,夷平數十個村莊及無數農地,當中竟不足5%土地用作興建公共房屋。對此重大規劃方案,政府卻草草諮詢,挑動新界鄉紳地主既得利益者對付居民,默許土豪劣紳惡霸當眾攻擊反對被規的市民,更在電視大賣廣告。令人懷疑,梁班子是否在傳媒面前聲稱要解決地荒,其實暗中為剝奪基層市民土地、加快深港融合提供政治合法性。更可疑的是,特區政府至今仍然堅拒透露目前政府可供建屋的土地資料,意圖將全港市民蒙在鼓裡。梁班子口中要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一番誓言,恐怕不是為香港的普羅大眾而講,而是向一眾內地富豪、本地非唐營的地產商而許諾。

近幾年隨着樓市升溫,政府從土地所得的收益令財政盈餘節節上升,要應付香港基層住屋問題,特區政府在財力上絕對能應付裕餘。可惜特區政府官商勾結,對民生疾苦不聞不問。花園街大火的死因庭聆訊結果是九名受害者死於意外,逝者正正代表香港基層貧無立錐、政府漠不關心的哀歌。本席要求有關部門積極研究在啟德新發展區減少私人單位數量,以騰空土地增加居屋、公屋及給予重建居民作樓換樓單位的數量。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